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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第一节 制造柳条湖事件
制定行动计划
１９３１年春，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原则上规定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而沈阳是东北四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决定选定沈阳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并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莹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日本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在他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六月底（１９３１年），在策划参谋旅行时，石原和板垣对关东军的部分人员说，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这一计划。花谷和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首先参与商谈。不久，又要求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予以合作。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来到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虎石台）处，摸川岛的底细，问他：‘关东军如果动手的话你打算跟着于吗？’川岛也是河本大作在第十连队（小仓）时的部下。川岛和小野一到花谷那里，花谷就说：‘不想于的人干脆回中央’，接着对北大营占领计划作了说明。最后在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今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两、三次聚会后”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板垣与石原等人制定的柳条湖事件具体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２.５ 公里处的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攻击；二是时间安排在９月２８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实施这一计划，他们慎重地物色人选。“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也参与其事。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正考虑“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１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２中队长）、儿岛少佐（驻奉天第２９联队附）、名仓少佐（驻奉天第２９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使他们知道并支持计划，以便届时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９月１４日，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一个非常时期的紧急碰头会，参加的有抚顺警察署长、车站站长及在乡军人分会长，川上在会上透露说：“抚顺中队在万一的情况下，担负着奇袭奉天机场的任务。”这一情报传到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耳里。翌日，林久治郎便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一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９月初，日本国内就有关东军少壮军官要在东北动武的传闻，曾引起内阁乃至天皇的注意。尽管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贵族院等在“满蒙问题”上热衷于强硬主张，但内阁的多数成员还是支持币原外交的。接到奉天总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南次郎等考虑到“除安达内相以外的大部分阁员都还缺乏认识的今天，还得要忍耐”，“于是乃派参谋本
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并给本庄带去一封信，信中说：“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他赞成尽早发动“事变”。因此，他在从东京出发之前，曾示意桥本欣五郎拍密电给关东军板垣等人，要其提前行动。……九月十五日，板垣接连收到９月１４日晚桥本拍来的三份电报。夜幕降临后，在奉天特务机关进行了最后磋商（出席的人有石原、板垣、三谷、今田、川岛、小野、花谷、儿岛和名仓梁少佐）。花谷宣读了桥本的来电，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结果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就此罢手太遗憾，还是采取断然行动（今田）；有的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花谷）。双方争执不下。”到十六日早晨，住在沈阳馆的石原给三谷打电话，三谷急忙赶去，石原重又对他说：如果守备队想干就干吧！立即把今田叫来，让川岛中队长负责执行任务。板垣只说了一句‘是吗？还是要干吧，’于是终于决定动手。十六日凌晨二时，特务机关的会议结束后，花谷说过：‘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今田当时反对这一意见，坚持说：‘务必要在看到建川以前，锐气未减之际动手。’令田这次被石原叫来，听说要动手，高兴得跳了起来，赶忙把川岛叫来，要求他在十六日以前动手，越快越好。但因来不及准备，最后决定十八日动手。”
爆破铁路
９月１８日，板垣在完成了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后，才去迎接从东京赶来的建川美次。他安排花谷和建川一起在“菊文饭馆”饮酒交谈，便匆匆地赶回特务机关，等待着他谋划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具体执行者今田，已经准备好了４２个黄色方形炸药包，并告诉他中队里的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今晚动手”。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全副武装演习的架势，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川岛率领一百零五名部下向文宫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沟爆炸地点三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前面一带。具体进行爆炸活动；河本，他属于柳条沟分遣队。河本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正值晚上１０时２０分左右，即距预定于晚１０时４０分到达奉天的快车即将通过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对这天晚上的情形，花谷正在１９５６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有更为详尽地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制造舆论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令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宫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都按计划进入各自地点，担负起警戒、联络和进攻任务。事件发生后约１小时，即９月１８
日夜１１时１８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宫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十八日晚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奉第２０５号）。
接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编造说：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奉第２０８号）。
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除向军部谎报军情外，急忙大造舆论，谎称“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９月１９日上午９时，便在沈阳城中张贴出早已准备好的石印大布告，诡称。“华军之破坏铁路，攻击守备队”。９月２０日，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以显赫的大字
标题，报导“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２０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当局协议结果认为：“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同日，东京各报纷纷就所谓“奉天事件”发表评论，认定“此次事件之发端，由于破坏满铁”，因而“日军此次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便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对此，事变当时中国方面已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曾于９月１９日，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台湾东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九·一八”事变》一书中，在“九·一八事变之责任者”一节中有一段记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学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论主笔，为日本名士，记者友人，曾于事变后，访问于其东京私邸。即以事变真相，并历陈证据，证明铁路爆破确系日本守备队之行为时，被答，此中内幕，确如贵谈，然内田满铁总裁，已照实报告政府，同时外务省接各方外交官之报告，亦知事变为日军计划的行为也。
历史见证
尽管日本关东军如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假象，并向世界广造舆论，但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战犯们也不得不交待事实真相。
曾在１９４０年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１９４６年８月在伯力写的笔供中供认：
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中将），参谋长三宅大佐，参谋板垣少佐（大佐），还有其他青年将校）。侵略满洲是日本多年来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都支持了满洲事变。
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１９５３年写的笔供中说：
……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刘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
１９４６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发言中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满铁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制造爆炸事件并把此事归罪于中国人。损坏程度根本不那么严重，甚至没妨碍从长春向南开来的快车正点到达。
第二节 攻击沈阳驻军
进攻北大营
北大营位于沈阳城北约５公里处，东距东大营约１０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３００米，距柳条湖不到５００米。南卡子门外是老瓜堡子和营市街。北卡子门外隔商店、住户是北山，山间有二座子弹库。营地为正方形，占地约４０００平方米，营中间是大操场，西、北、东三面是营房，南卡子门东侧建有１座迫击炮弹药库。大营四周有２米高的围墙，四面围墙中间各有１个卡子门，各卡子门派１个排兵士守卫。围墙外挖有约２米深、３米宽的壕沟，夏季雨水流入沟内，形成了天然的“护营河”。
北大营，是奉军王以哲第７旅驻地。７旅辖３个步兵团，即张世贤的６１９团，王铁汉的６２０团，何立中的６２１团。旅部直属有骑兵、炮兵、通信和特务４个独立连。全旅官兵约１万余人。除１个营驻东陵外，都住在营区内外。
第７旅的绝大部分军官毕业于各种正规军校，士兵基本都具有小学以上文化。因此，全旅官兵的素质较好，轻重武器配备比较精良，是东北奉军中的一支劲旅。面对日军蠢蠢欲动，咄咄逼人的情势，８月中旬，王以哲即召开了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会议，分析研究日军动向。会后王以哲亲自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局势，请示应付方略。张学良将东北的局势转报了蒋介石。蒋在８月１６日给张发来电报，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９月６日，张学良就日人借“中村事件”掀起的喧嚣挑衅，电嘱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按此电报指示，东北军政当局迅速传达到各属严令遵照执行。据此，王以哲又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集中研究如何执行上属指示，采取应变措施。经过激烈争论，反复研究，决定采取“衅不自我开”的对策，对日军的进攻“做有限的让步”，进行有节制的还击。实在顶不住，全旅撤到东山嘴子集结待命。为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还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即：１．取消各级军官的宿假，官兵不得擅自离开营区；２．抓紧构筑各种防御工事；３．加强情报工作，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４；为防备敌人伪装成我军官兵进行偷袭，将官长姓名改变，变更符号颜色，以便易于识别。尽管旅部制订了这些防备突袭的应急措施，但广大官兵由于受“不准抵抗”命令的影响，战斗意志松懈，就在９月１８日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３名团长中有２名归宿家中。
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板垣征四郎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出了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４道命令：１．令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扫荡北大营中国军队；２；令步兵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３．令独立守备队第５大队从北面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长指挥；４．要求第２师团以主力增援。
同时，又以土肥原名义拍发了第三封电报，将上述命令内容向日本陆军本部报告。晚１０时２５分左右，日军设在守备队营区内的２４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始发炮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隆隆炮声震动全城。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日军重炮设在昭陵高阜之上，向北大营猛烈轰击。大营之内数处起火，迫击炮弹药库被炸，日军进迫营门。在这危急时刻，旅参谋长赵镇藩用电话与旅长联系不上，便直接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感到很难办。稍过一会儿又向荣臻报告，希望他改变指示，但荣臻却仍坚持要赵“执行命令，不准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此时７旅官兵都按旅参谋长命令，进入预定阵地，但只能是挺着挨打而不敢还击。“十一时，日军将该团（指６２１团）第一营之营房举火焚毁。十一时三十分，日军由营垣西南隅跃进，并以炮火连续射击。迄至十九日早二时许，日军以大部，由营垣西、南、北三面进占营堤。同时６２０团之院内，均有日兵冲入射击。移时第七旅旅部，及第６１９团附近，均有日军以机枪射击及手榴弹投掷，因不准抵抗，相继避退，一时呈混乱状态。”面对日军的凶狠猖狂和自己同胞残酷被杀，荷枪实弹的中国官兵怎么也想不通。“未几步兵六百二十一团之营院内，竟被多数日军侵入，华军因恐惹起国际交涉，故令士兵，不得擅动。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犹能服从长官命令，不还一弹。日兵入营院，即大施惨杀，枪炮齐发，官兵受其伤害者甚多。”在敌人已三面逼近营垣的紧急情况下，赵镇藩又向荣臻报告，荣指示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于是，旅参谋长赵镇藩、
６２０团团长王铁汉乃指挥７旅官兵从南北两面出击，掩护非战斗部队按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此时日军已从南面突入营垣，对７旅官兵形成包围阵势。中国官兵们不愿引颈就戮，怒火满腔，奋力还击，日军不得不放慢了进攻速度，７旅官兵乃且战且退，撤出了北大营。“日军犹虑营内尚有伏兵，前线步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威胁。越二十分钟后，日军炮火益形剧烈，大营之内，火起数处，而营内仍无动静，始冲进营内，详加搜索，知中国军队业已退出。除将遗留之军械子弹钱款悉数掠去外，并满营纵火。而东北十余年来所筑之唯一兵营，遂成灰烬。”
日军攻占北大营的情形，在臧式毅、荣臻拍给张学良的皓卯电文（１９日５一７时）中谓：“万急。副司令钧鉴：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各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炸，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１９日清晨５时，第７旅官兵撤到东山嘴子。查点人员，“得悉斯役，步七旅死亡官长五员，士兵夫一百四十四名，负伤宫长十四名，士兵夫一百七十二名。统计伤亡官士兵夫三百三十五员，士兵失踪生死不明者，四百八十三名。”
１９ 日凌晨２时左右，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了８项电令，除命令关东军有关各部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外，主要是命令关东军各部迅速支援进攻沈阳的日军，请求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攻占沈阳之战。当本庄繁在旅顺得知日军在沈阳得手的消息后，对板垣扩大战事的主动行动表示赞许，对他以代理司令宫发布的４项命令予以追认，并将这些命令和以自己名义发布的８项电令，电告日本军部。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接到这些电报后，在１９日早７时召开省、部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的杉山元次官、小矾国昭军务局长，参谋本部的二宫重治次长、梅津总务部长、今村代理作战部长、桥本虎之助情报部长和永田铁山军事课长等。会议就所谓，“奉天事件”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他们这些“随着近来法西斯倾向的抬头逐渐重新认识到军刀的真正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中村大尉事件为开端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之一部的军人，对所有这些军人来说，“九一八”事件的发生，恰恰正中下怀。”军务局长小矾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此说法没人表示异议。于是决定给关东军增援兵力。参谋本部作战课根据既定的对华作战方针，“大致进行了研究，准备应急动员一部分驻朝鲜军和第十市团（驻姬路）紧急派往满洲”，这就表明日本军部正式承认了板垣等人在东北所策划的武装入侵的合法性。正如日本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所说：“事件爆发之初，陆军中央部首脑对关东军的行动，的确完全是协调一致的。”
进攻东大营
９月１９日上午１０时，日军在占领沈阳之后，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东大营发起进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１０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７旅的１个营。在日军炮击北大营的同时，东大营也遭到炮击。由于日军切断了省垣所有电线，东大营失掉了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联系，使中上级军官惶惶然不知所措。正当他们商议应筹之策时，见北大
营“火光烛天，至是方知北大营已陷落日人之手。北营既陷，援应已绝，仅仅东营一面，孤掌难鸣，不得已亦整军退出，将官流涕，兵士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当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已不战而退。中午１２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被搜掠净尽。”
占领东塔飞机场和沈阳兵工厂
东北空军始建于１９２１年，是年底张学良即自任航空处长。１９２９年底，东北空军进行第二次改组，成立了东北航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兼任司令，并把航空大队改组为航空教导队。东塔机场在沈阳东塔与浑河之间。从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先后从意、法、德、英、美、日等国购进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２６２架。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当日军炮轰北大营的时候，东塔飞机场也遭到炮击。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已下达了“不准抵抗”命令，日军又未击伤机场和机库，因此“九·一八”夜里飞机场没有任何举动。天亮后，机场又接到荣臻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武器装备齐全的２６２架飞机，在１９
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夺。日军把掠得的飞机立即改涂上“日徽”标志，并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日本军占领”字样。
沈阳兵工厂亦称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以东为飞机场），１９２１年建成，１９２４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２.
５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各国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供应基地。日军在挑起北大营战火并占领沈阳后，在１９日上午１０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４０余名后，由该厂日籍技士天也信一“带领日军进入兵工厂”。日军占领兵工厂后，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贴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字标。大批的军械弹药均被日军掠去。
第三节 攻占沈阳城
三路进攻省城
日军攻占北大营后，１９日零点５０分，步兵第２９联队按照板垣的命令兵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南市场和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配合日军进攻沈阳，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从１９日凌晨１时至８时，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共发出１３列军车，先后到达沈阳，迅即投入战斗，加强了日军攻势。
当时，沈阳全城约有１．５万名警察，分布在城区各个公安分局和警察分所。他们事前也接到了上级“不准抵抗”指示，因此战斗意志松懈，思想麻痹。当第一路日军攻入商埠第一、第二公安分局时，他们处于毫无戒备状态。日军“突施包围，先行割断电线，次则强迫缴械，将所有公安局内员司兵役，悉皆软禁一室。”然后占领一切官厅衙署，“紧要物品，悉被掠夺。各机关之首领员司，除微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软禁”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市场。第二路日军攻商埠地北市场时，十间房公安分局警察见大股日军气势汹汹奔来，还以为又是在搞“军事演习”，并未介意。当看到日军爬上电杆，割断电线，上前制止，日军便开枪射杀警察。局内警察闻枪声知事情有变，便出来应援，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但日军逐渐增多，大部分警察被当场缴械，北市场很快也被日军占领。
第三路日军向沈阳城内进攻。大约有７００名日军在大西边门外分成两股，一股奔大西边门，一股奔小西边门。 １９日凌晨３时后，大小西关枪声四起，火力甚烈，攻击小西门及西南城角的日军爬上城墙向城内射击。此时，臧式毅再次用电话催问日本领事，“答云，军人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其军事当局，设法制止。”并谎称“日军决不进城”。“至四时天将拂晓，日军竟由城西南角墙坏处登墙入城，”一面包围第一公安分局及宪乓总司令部，一面割断电线，占据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台，致使所有电报电话，完全不通，内外消息，全部断绝。随后，小西城门被打开，大股日军蜂拥而入，擎枪驾炮的装甲车也冲入城内。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扫射，攻击各个公安局所，迫使警察与宪兵缴械。“当时市内我方军警，亦以事前奉到命令，不准与日军冲突，又以沈阳城下，中外杂居，我军警负有保护地方之责，自当竭力维持治安，遂亦在毫无抵抗情形下，惨死于日人弹下者为数不少。”就这样，日军在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占领了各衙署机关。日军从小西门冲进城后，迅速占领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公署内向外射击。日军以满铁奉天公所（今沈阳市图书馆馆址）为日军城内临时指挥所，指挥日军在城内作战。先后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军事机关，除已叙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东北迫击炮厂、东三省兵工厂、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外，还有东北宪兵司令部、东北海车司令部、东三省陆军测量局、辽宁全省警务处、辽宁省会公安局、辽宁粮秣厂、辽宁被服厂等。被日军占领的重要党政司法机关有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最高法院、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辽宁省政府、辽宁省民政厅、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农矿厅、沈阳市政公署等。
被日军占领的重要交通、通讯机关有东北交通委员会、东北电信管理处、辽宁省电报局、辽宁省电话局、辽宁省邮政局、辽宁省电灯厂等。被日军占领的重要金融机关有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边业银行等。在占领东三省官银号后，金库贴上“日本军占领，犯者死刑”封条。被日军占领的主要学校有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同泽中学、辽宁省第一师范、第三高级中学、女子师范等。被日军占领的社团组织有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报界联合会、基督教青年会、辽宁省和沈阳市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至１９日早６时３０分止，日军侵占沈阳城。
日军洗劫省城
被日军占领的沈阳城，一片混乱与恐怖。大街小巷遍布日军，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附属地与商埠交界处设有鹿角电网，鼓楼旧址置放日军炮台。日军封锁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一伙伙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到处搜捕军警和未逃走的文职人员。对捕获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对稍有不满或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遭到残害。上午９时，日军在沈阳全城张贴出以本庄繁名义发布的石印大布告，编造成言，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并进行威吓，宣称：“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本军毫无所看过，必出断乎处置。”１９日中午１２时许，本庄繁偕其参谋、幕僚及步兵第３０联队，从旅顺匆匆抵达沈阳，司令部设在被日军占领的兴业银行内日军占据沈阳后，便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举凡机关衙署、官私宅邸，都在洗劫之内。张学良官邸被占据后，＝“搜出黄金八万条，运往东京，每条重二斤，计二百五十六万两，价值华市二万万六千万元。”中国银行的４０００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物物品约载十余汽车，运往日站去。“朱光沐、荣臻、刘多荃、于珍、吴泰来、藏式毅、翟文选等住宅，均捣毁掠劫一空。”据国民政府铁道部致行政院代电（９月２３日）称，当时，沈阳城内银行钱庄均被封锁，东三省银行、边业银行库存劫去一空，奉票不用，有钱无处买食；日军将各机关文书、档案焚毁。杜重远的肇兴窑业公司被烧。北市场的邮政总局被毁。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工业区及皇姑屯各死警士十余名”。“北大营营市街商民死伤者约数十名”。２０日，日军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在《盛京时报》上发表布告，竟厚颜无耻他说：“我军纪律严正，对于无辜人民，极力保护，无犯秋毫”，并宣称“如有阻碍我军行动，或侦探我方机密之徒，一体重惩，毋予宽贷”，“示威运动集会，其他苟使人心激昂，惑图滋扰之行为，一律概行禁止，违者从重责办。”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而逃难平津者，纷纷载途，大有争先恐后之势”。关于沈阳事变后的局势，当时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在致张学良的敬酉电（２４日晚５一７时）中说：“辽垣现在仍陷混乱状态，旧警察伤逃殆尽，所组少数新警又无力维持，至今市面尚未开业，食粮金融两问题均无办法，抢夺之事层见叠出，……险象环生，极为可虑。”“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巨大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全部电线被破坏，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即达１８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尤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损失飞机２６２架、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包括兵工厂损失，下同）３０９１门、战车２６辆、各式机关枪５８６４挺、各种步枪和手枪１１８２０６支，以及大量的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秣等等。
拼凑奉天市临时政府
９月２０ 日，日军以本庄繁名义发出《关于奉天市政的布告》，布告中说：“日本军司令官鉴于奉天城附近现状，为增进日中官民幸福，自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起，按军的指导，由日中人实施该地区之临时市政”，“市政业务范围除特定者外，包括奉天的一切。”布告还宣布了以上肥原贤二为市长的全部由日本人组成的奉天市政事务所。
为了装点门面，日军又临时找来金维三（前官地调查处主任）、戴修珩（前商埠局工程课长）、刘国增（前市政公所卫生课长）、李宝经（前商埠局埠政课长）等４名中国人参加市政。
２１日，市政职员在小西门内市政公所地址举行就任式。翌日，《盛京时报》大篇幅报导这一消息。并捏造说：“森冈领事往访臧式毅氏，说明此等市政计划，臧氏颇示赞成”可就在这第二天，即９月２２
日，日本宪兵即拘禁和逮捕了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敝和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并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并于２３日，又以本庄繁名义发出第三号布告，严然以救世主口吻说什么“本宫基于救无辜、伐有罪之古训，欲实现善政之一部。兹拟救出彼辈可怜之民，使他从速就业乐生。”
据“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事变爆发之前，军部幕僚早已秘密制订了占领奉天后的应变计划。十九日占领沈阳全城后，就发生了为维持治安而设置某种机构的需要，遂于二十日设立了以上肥原大佐为市长、以居留民中某些人为处长的自治机关。”林久治郎当时曾
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市政机关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组成，即使由日本人在背后加以实际指导，形式上也必须由中国人组成，否则将有诸多不便，所费过多而无实效，这将成为日本人干涉的结果而表现出来。……可否立即予以变更。”但是，当时关东军利令智昏，一心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这是既定计划，不能变更，必须立即实施”。就这样，日本关东军把沈阳市改为奉天市，坚持组成了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为市长、以日本人为官吏的奉天市政事务所，由临时军政公署实行军事管制。后来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于１０月２０日改任汉奸赵欣伯为市长，换下了土肥原。
第四节 日军侵占辽宁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省暇５９个县。当时，辽宁省境内的东北边防军的兵力约八完人，比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大约多６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日军就侵占了辽宁全境。
侵占辽南各地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南部地区包括辽中、辽阳、海城、营口、盖平（今盖县）等县。辽南是日本侵略者控制的重点地区，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统辖驻南满铁路沿线１个师团（约５，０００人）、独立守备队（辖６个大队，约４，０００人）、宪兵队（约５００人）、飞行队（有八八式侦
察机１２架，约２４０人）及特务机关。陆军第２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师团长多门二郎所属步兵４个联队分驻旅顺、沈阳、辽阳、长春等地，野炮兵联队驻海城一带。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就通过满铁事务所进行侵占营口的准备。事变后几个小时，驻大石桥日军独立守备队第４中队便向营口进攻，９月１９日上午８时进入市内，占领了东北驻军的营房。参加侵占营口的日军轻机枪分队长小川政夫供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我们已开始了准备进攻中国军营口海防联军营的阴谋活动。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大队长岩田
文男即派了人潜入营口调查，偷听有线电话。五月至七月，我们根据侦察来的情报，进行‘沙盘演习’，我以轻机枪分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这种阴谋活动，终于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早晨，我们大队包围解除了营口海防联（练）军营、海滨警察队、县公安局、县警察署，共六百余人的全部武装，逮捕了营长，掠夺了山炮四门、野炮二门、迫击炮十余门、机枪三十挺、步枪四百支，还有弹药车辆马匹等。在解除武装时，我奉命把机关枪分队配备在海防联军营的前门外，监视警戒。解除武装后，我们分队住在营口警察学校，把五十名警察学生和二什名中国人分别监禁在教室中，不给他们吃喝，直到二十号上午又转交给日本警察官。”北宁路局呈铁道部代电（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３日）载：“本路营口站人员已有站长等三人由海道来津。据称，日军占领时员工均被逐，路款亦禁取出，初尚允给收据，写就又被拒签，并将收据撕去，以枪向击，殴辱交加，极为横暴。多数员工尚不知去向，所有营口、田庄台员工眷属多集中盘山站，现已派车往接。”占领营口后，
１９日上午１１时许，岩田宣布营口实行军事管制，井发出布告声称：“本宫被任命为本地地方军政长官，负责本地治安。如有对我军队采取轻蔑或敌对行为者，必将以武力解决。……如有造谣滋事者，严惩不贷。”然后又公布了实行军事管制的七条命令，严令““在营口的中国各机关必须同奉天政府断绝一切来往”；在第七条还有八款，摘录如下：七、根据需要，本职得执行下列任务：
１集会或报纸、杂志、广告等，凡有有碍时局之内容者，一律禁止。
２．可供军需之民间所有各种物资禁止外运。
３．武器弹药及其他危险物资予以没收。
４．对邮件电报、出入船舶及物资一律检查，并停止陆路及海上交通。
５．根据战争情况，得破坏或烧毁人民之动产或不动产。
６不分昼夜，得检查居民之房屋、建筑物及船舶。
７根据时机，得命令居民离开住地。 ８．关于军事管制的详细内容将另行公布。
日军还组织了所谓。“营口善后委员会”，指定日人古川等充任咨议，进行反动统治，残酷地杀害革命者和无辜群众。９月１９日凌晨２时，海城车站附属地及市街里的日本商民荷枪实弹，警戒交通、道口，阻绝行人。３时许，海城与沈阳间的电话被阻断。上午８时左右，驻海城车站日军守备队１个中队，携带机枪将县政府包围，公安局及警察大队的枪支被缴，弹药被收。县长、公安局长被押往日本兵营，海城县被日军占领。
２２日，日军守备队２个中队开到牛庄，控制了市镇。
辽阳是关东军第２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中国军队很少，只有县政府、公安局少数警察武装。９月１９日上午１０时，日本守备队２００人进占县政府、公安局，占领了辽阳。日军把辽阳变成了控制辽南、侵占辽西的重要基地。
侵占辽东各地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东部地区包括现属辽宁省的安东（今丹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抚顺、新宾、本溪、桓仁、金县、复县，以及现属吉林的长白、抚松
、辉南、海龙、柳河、辑安（今集安）、临江、通化、安图等，共２０个县。辽东地处边唾，地势险峻，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北军的东边镇守使署驻扎此地。东边镇守使署辖３个步兵团、１个骑兵团，约９７００多人。日军驻扎在安奉铁道沿线有独立守备队的３个大队，约２０００人。其中第４大队驻连山关，第６大队驻安东，第５大队驻新义州。
安东是安奉路的起点，与朝鲜仅一江之隔，是东北国防要冲，边陲门户。９月１９日晨５时左右，日本守备队２００多人分两路侵入安东县城。当时安东没有东北军正规部队驻扎。只有公安警察维持治安。由于已有“不抵抗”命令下达，在日军进攻面前，所有的公安队、警察毫无反抗即被缴械，县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均被占领。２０日下午，独立守备队第４大队长板津直纯发出告示：“照得本大队长兹奉关东军司令官之命令，现已占领安东、铁路沿线各地……，倘若遇有加害日本人或破坏铁路切断电话，或故意妨碍我军行动者，均应立即枪毙，井谣传集会示威游行等事一概禁止，倘敢违犯，惩办毫无宽贷。”当时，两艘日本军舰也开进了鸭绿江，并将东北军海军炮舰靖海号缴械，收缴机关枪１２挺。日军占领了安东。
凤凰城是安奉线上的一个重镇，它南通安东，西达岫岩，东临宽甸，北向本溪，为交通中枢。“九·一八”事变前，凤凰城车站附近为日本附属地，驻有铁道独立守备队、日本宪兵和警察署。东北军对凤凰城也很重视，镇内驻有省防军步兵第１团团部。团长姜全我率部５００余人，驻扎在原东边镇守署大院内。辽宁省公安第１９大队（约３５０人）也驻在城内。在东北军大批调往关内后，凤凰城成了安奉铁路沿线驻军最多的地方。鉴于凤凰城中国军队较多，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事变时，尽管兵力不足，仍派驻扎在连山关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４大队长板津直纯，亲自率二个中队（约２００人）进攻县城。９月１９
日凌晨２时，日军从凤凰城以北的四台子下火车，分两路包围县城，一路埋伏在凤凰城东南、西南铁路桥洞和路边树林里，一路从东北面包围县城。上午７时，日军）个骑兵中队突入县城，直扑陆军步兵第１团团部，姜全我率部投降。板津直纯命令姜全我、公安局长张益三、代理县长李科长等人，把城内驻军及公安警察大队等带到城东北角西箭亭集合，勒令全部缴械。其中姜全我团官兵４５５人，公安警察２００多人。日军共缴大枪６００余支、子弹５．５万余发；手枪４０余支、子弹３０００发，迫击炮９门、炮弹１８００余发；机关枪６挺、机枪子弹６万多发。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这座辽东重镇。抚顺是沈（阳）海（龙）路上的重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土生防备队副司令所率领的防备队主力及杉町警部所率领的警察主力，
于十九日午前二时十分包围了中国公安局及县政府，命令公安局队员及巡察解除武装”。据参力，侵占抚顺的日本驻抚顺警察署统计江见俊男供认，“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晚上，“警察本署召集了紧急会议，我也去了。奉署长寺田良之助之命，我和巡查藤井良亮及另外一人，对抚顺邮电局实行警戒，切断奉天至千金寨的通话线。完成了切断电话线任务后，十九日晨五点奉署长之命，要解除千金寨的宫宪武装，我和巡查数十名在警部））安达权六郎的指挥下，配合守备队、宪兵队及预备役军人编成的抚顺防备队员共约三百名，包围了中国公安局，解除武装约三百名，缴获手枪、步枪、小型迫击炮、弹药等，用汽车一辆运回交给日军守备队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署长寺田良之助，直接指挥行动的有警部杉町胜次郎、警部））仓田庄五郎、福田定四郎、安达权六郎。我和巡查深町大藏、藤井良亮担任包围中国街。”
策动子芷山投降
“九·一八”事变前，东边镇守使是于芷山，驻山城镇。于芷山出身地主家庭，２５岁时入伍当兵，参加过两次直奉战争和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１９２８年从关内回东北，任东边镇守使。“九·一八”事变时，于芷山所部除在凤凰城的第１团团部及第２营被日军缴械外，其余都保持原建制。这时，拥有一旅兵力的于芷山，举足轻重。“九一八”事变后，北大营和东北讲武堂的东北军官兵纷纷向山城镇一带溃逃，希望得到于芒山的帮助。他本来可以大量收容东北军溃逃的官兵，组织他们训练民团，利用长白山天险，抗击日军入侵。但他根本无抗日之意，当北大营与讲武堂官兵涌向山城镇时，他收缴了大批武器，遣散了大部分官兵，只留下了一部分人编成步兵第４团，扩充他个人的势力。日军占领了沈阳及安奉、南满铁路沿线各城镇后，因兵力有限，又碍于辽东地区地势险要，未急于向沈海路入侵，对于芷山采取了诱降的方针。从９月下旬起，日军即派密使诱降于芷山。不久，又派部分兵力，开至沈海路的营盘附近，以武力威胁。当时日军立足未稳，东北军是否会出关抗日的态度不明，于芷山还不敢公开打出降日的旗号。他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一面秘密派人与张学良保持联系，在取得张学良同意后，于１０月１５日组建了“东边保安司令部”，自任司令；一面秘密派人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请求日军暂缓东进，以争取时间，做好投降准备。他多次召开所属各团营会议，为投降大造舆论；又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心降日的骑兵团团长曹秉森提升为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对抗日群众，则采取镇压手段。“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三天，清原县大孤家子有抗日部队二三十人，于芷山知道后，立即以“剿匪”为名，调骑兵团前往镇压。除在交战中打死打伤外，他还下令把捉获的８人就地枪决，其中有６人是从北大营逃出来的士兵。此外，他还镇压了西丰县的抗日游击队。
１０月下旬，于芷山撕下伪装，公开投降。本庄繁“令其担任其驻地东边道方面的警备”，并开始向他提供军费。自此，辽东各地被日军侵占，爱国军民惨遭杀戮。
侵占辽北各地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北部地区包括现属辽宁省的铁岭、法库、康平、开原、昌图、西丰、清源；现属吉林省的怀德、梨树、双山、辽源、东丰、西安、金川、安广、镇东、开通、洮安、瞻榆、洮南；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突泉等县。辽北地区，东临吉林省，北接黑龙江省，西靠察哈尔省和热河省。这里地域广阔，蒙、汉杂居。通辽西北一带为蒙古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东北军驻扎在辽北的部队约３万４千人，其中常经武的独立第２０旅驻扎昌图，约１万人（９月下旬调到辽西）；张树森的骑兵第３旅驻扎通辽，约３８００人；桃辽镇守使张海鹏驻扎洮南，约９７００人；苑崇谷代署的兴安屯垦军驻扎洮安，约９７００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侵占辽北的广大领土。一方面，武装占领，以军事力量扼制了战略要地，保证贯穿辽、吉、黑三省的四（平）洮（南）铁路、洮（安）索（伦）铁路的畅通。９月１９日，日军迅速地占领了南满铁路沿线的铁岭、开原、昌图；２０日，占领了郑（家屯）通（辽）铁路线上的郑家屯和通辽（因兵力较少于９月２６
日退出）２５日，占领了四洮铁路上的洮南（次日退出）。另一方面，招降纳叛，积极在蒙古族和东北军中寻找和培值其代理人。即利用甘珠尔扎布等蒙古族上层分子搞“独立”和策动张海鹏投降。
甘珠尔扎布，１９２７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１９２８年与其弟正珠尔扎布面见关东军司令宫烟（火田）英太郎和高级参谋板垣等，请求日方支持他们搞“内蒙古独立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早存把蒙古族居住地区从中国版图中肢解出去之心，成立一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庇护下的。“独立”的蒙古王公国。因此，日本侵略者对甘珠尔扎布等极为赏识，令他们积极准备，待机行事。“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甘珠尔扎布兄弟便跑到沈阳，请求关东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他们成立“内蒙独立军”。板垣立即答应他们的请求。甘珠尔扎布兄弟同在沈阳的蒙古族上层分子商定，成立“蒙古独立军”（后关东军令其改名为“内蒙自治军”），自任总司令。９月末，到博王旗招募兵马，扩充队伍。
１０月初，关东军派和田劲为顾问，给甘珠尔扎布送去了２挺机枪、 ３０００支步枪、６万发子弹和４０多枚手榴弹。 １０月中旬，在和田劲的策划下，“内蒙自治军”千余众从郑通铁路线上的大林站进攻通辽，遭到驻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３旅和义勇军的猛烈反击，迫使甘珠尔扎布退出通辽，和田劲也弃职回沈。正珠尔扎布急赴沈阳，乞求关东军支援。板垣当即应允拨给武器，并派松井清助大佐为“蒙军”顾问；松井带去了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随后，即攻击驻通辽的东北军“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及义勇军。行署决定暂时避开敌人主力，迁至热河省开鲁，松井侵占了通辽。此时日军便抛弃了“蒙古独立”的许诺，实行了武装占领。
张海鹏，土匪出身日俄战争期间投靠日军，后被张作霖收编，１９２５年委为洮辽镇守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省督军被炸死后，张海鹏以为自己资格老，想成为黑龙江省的军政首脑。不料张学良竟委任了万福麟。从此，他对张学良心怀不满，妄图依靠日本人的势力图谋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九·一八”事变前，他就同日本驻洮南铁路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相勾结，日军特
务大矢也经常出入张海鹏官邸。９月２５日，当日军第６守备队首次侵占洮南时，张海鹏正率洮辽军、屯垦军朝突泉方向逃跑。但是，他却把参谋长李盛唐、军需处长李延龄留在洮南，山河野正直从中斡旋，李盛唐等人与日军指挥官羽山见面，谈判条件。羽山声称，日军不在洮南驻留，井保证洮南。带军政权秩序不变。次日，日军第６守备队即返还双辽，张海鹏也卒队回到洮南。之后，关东军通过日本特务大矢送给张海鹏３０００支步枪、
２０万日元，劝张投降。 １０月１日，张海鹏宣布脱离东北军政当局而“独立”，自称“东北保安边防军总司令”。此后，张海鹏大行扩编军队，改编了洮南附近各县的警甲，收降土匪，扩充实力，势力骤然膨大起来。
１０月上旬，张海鹏又在无线电中收到张学良任命他为蒙边督办的命令，便随即组织蒙边督办公署，委任官职。他一手从关东军方面接受军火，一手从张学良方面接受官职，脚踏两只船，看风使舵。
１０月中旬，羽山到他家中，对张实行威吓，要他表示态度。于是，张海鹏派参谋长等人到关东军司令部，同关东军参谋官片仓衷接洽。结果，令张海鹏率洮辽军夺取黑龙江，许诺把黑龙江省军政权交给他。张海鹏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正式表示投降关东军。此后，张海鹏派军务处长许松涛抄了兴安屯垦公署、
２２旅留守处，缴获了汽车、兵器弹药、军用器材、被服等物品。他又令参谋长李盛唐，强行从洮安东三省宫银号、交通银行、边业银行提取现款。
１０月下旬，张海鹏率洮南各界头面人物，把日军第６守备队长上田及他所率各部接入洮南城中。从此，洮辽一带沦陷到日军手里。日军占领辽北后，惨无人道地屠杀无辜人民，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袭扰辽西各地
“九·一八”事变前，辽宁西部地区包括彰武、新民、黑山、北镇、义县、锦县、锦西、兴城、绥中、盘山、台安等县。辽西地区，东起辽河，西迄榆关，西北与热河毗邻，西南临渤海。其间铁路纵横交错，北宁路（今京沈线）横贯东西，打（虎山）郑（家屯）线、营
（口）沟（帮子）线沟通南北。锦州是辽西重镇，位于北宁路与锦（州）朝（阳）路的交叉点上，是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九·一八”事变前，驻辽西东北军约２万２千人。其中张廷枢的独立第１２旅，驻锦州一带，约９，７００人；孙德荃的独立第１９旅，住兴城、打虎山一带，约９５００人；刘翰东的炮兵第８旅，驻阜新、彰武一带，约２４００人。“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驻洮南的常经武步兵第２０旅调到辽西，以加强大凌河带的防务，该部约１万人。辽西兵力总数增至３万人左右。９月２３日，张学良通电将东北军政指挥中心西迁，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２７，日米春霖等由北平（令北京）赴锦州组织省政府行署。 １０月初，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在北平人员到锦州办公。
锦州军政两署成立，使日本侵略者感到莫大威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板垣即向各地日陆军特务机关发出指示：“在满蒙绝不容许锦州政权以及旧政权的任何人存在，对其军队一定要讨伐。”但是，由于当时日军兵力正用于占领满铁各线和进犯吉、黑两省，无力顾及辽西。所以，关东军决定，一面动用空军轰炸，一面怂恿汉奸袭扰。９月２４日《北宁路局致铁道部代电》载：“本日十一点四十五分，１０２次车行经兴隆店，有日军飞机一架，放机关枪袭击，穿数孔，毙旅客二人，伤一人，均系华人。”又载：“本日下午二点有日飞机一架，飞到锦县东大营，掷下炸弹四枚，旋向东北方向飞去。”９月２５日《北宁路局致铁道部代电》载：“今日本路１０５次通车行经绕阳河站西，又来日本飞机追逐，掷放炸弹。似此每次列车均遭袭击，其蔑视人道，残暴惨酷，公理何存。”又载：“敬日电报１０２次车行经兴隆店被日军飞机追击，原报伤亡人数有误，实系被击毙者二人，伤五人，内有一抱孩之妇，当时手被击断，孩即抛下坠落轨道轧毙，该妇亦即跳车轧毙，其情甚惨。”１０月５日《北宁路局致铁道部代电》载：“至北宁路列车虽勉强通至皇姑屯站，惟励家窝堡至柳河沟各站间逐日列车通过，每发现日军飞机炸车及大批便衣队劫车案件。”１０月８日《北宁路局致铁道部电》载：“七日上午五时，日军铁甲车至新民，时有飞机互架同时到新，盘旋空际，在八区地方投弹，炸死乡人二名。下午二时又来飞机１架，盘旋半时而去。“日军轰炸辽西，以１０月８日轰炸锦州最为惨重。是日，石原莞尔下达了轰炸锦州的作战命令。下午之时，石原乘一架侦察机指挥１２架日机对锦州进行轰炸，目标是省政府办公驻地交通大学、
２８师兵营、张作相私邸 等处，一共投下７５枚２５公斤的炸弹。这次轰炸，“无辜民众被炸死者三十六人，重伤二十一人，省署、车站、学校被毁”。同时，日机也对打虎山、沟帮子等站进行了空袭。此后，日机不断地轰炸辽西。
日军又组织汉奸叛逆对辽西各地进行袭扰。 １０月１１日，关东军派奉大讲武堂教官仓冈繁太郎等人，以重金收买凌印青，帮助他组织逆军。
１９ 日，日军宣告成立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任凌印青为总司令，派仓冈繁等１５人为顾问。２０日，凌印青纠集匪徒３００人从沈阳出发，到鞍山向日军领取枪支弹药和粮饷，在盘山沙岭设立伪司令部。一面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一面对盘山、台安、辽中进行骚扰，伺机进攻锦州。当时，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大肆为凌逆吹嘘，宣称凌印青麾下东北民众自卫军编制了“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活动在辽西地带。东北边防军代理参谋长黄显声派熊飞率２个公安骑兵总队往剿。熊飞联络辽南的义勇军，一举擒获凌印青及全部日本顾问，凌逆所部８，０００余人的伪军顷刻上崩瓦解。
凌印青被镇压后，日本侵略者又收买了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本庄繁亲自接见张学成，委任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张学成是个利欲熏心、寡廉少耻的人，野心很大，心甘情愿地为虎作怅。他接受委任后，收编上匪，拼凑了１８个旅的番号，请了４个日本浪人做顾问。黄显声派庄景福带公安骑兵第２、３总队前往剿办。在高山子一战中，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等击毙。至此，日军策动汉奸叛逆骚扰辽西的阴谋彻底破产。
武装侵占锦州
日军利用汉奸武装骚扰辽西的阴谋失败后，又寻找新的借口，直接出兵进犯锦州。这就是关东军特务头目上肥原阴谋策划的两次“天津事件”。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９日晚，由日本浪人及汉奸组织的便衣队，从日本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的日军司令部下令戒严，占领日本租界外围线，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天津事件”。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挑起更大的争端，给日军由东北长驱入关制造口实，１１月１９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关东军便将第２师团主力迅速撤到郑家屯以南，从２４日起，逐次整理兵力，准备对辽西方面作战。这时，驻天津的日军制造谣言，谎称１１月２５日或２７日，日中两国可能开战，致使天津市笼罩着不安的气氛。２６日晚８时２０分，驻天津的日军向中国军队寻衅，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天津事件”。关东军司令部接到事件发生的报告后，以驻天津日军陷入中国军队重兵包围需要紧急救援为借口，决定出兵锦州，按既定方针立即发布命令，“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急，除将以两大队步兵为基干的部队留在齐齐哈尔附近外，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日军计划兵分三路向锦州进攻。一路从通辽出发，沿打郑线南下；一路从沈阳出发，沿奉（沈阳）山（山海关）线铁路向西推进；一路从营口出发西进，从正面、侧面突破东北军在大凌河一带的防线，进攻锦州。
２７日凌晨１时，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独立守备步兵第２大队沿奉山线向沟帮子推进，命令混成第４旅团向大凌河一带进攻。晨５时４０分，日军独立守备第２大队从沈阳出发向西进犯；上午８时１５分至１１时４５分，混成第４旅团也陆续从沈阳出发，向锦州急速前进。上午９时许，日军混成第４旅团先头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的配合下，开抵新民境内的青岗子附近，当即遭到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日义勇军的阻击，被击毙多人。时有东北军的一辆装甲车滞留在白旗堡（今大红旗）附近，经义勇军动员，装甲车的爱国士兵也参加了阻击敌人的战斗。义勇军以装甲车做掩护奋力抵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战斗从上午９时一直打到下午３时，义勇军杀伤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日军始进入绕阳河车站。２７日下午６时，日军混成第３旅团主力也到达白旗堡。当天从营口和通辽两地分别出发的日军，也遭到辽南、辽北义勇军的迎头痛击。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恐怕因此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对，于２７日下午两次急令关东军停止进攻锦州，撤兵辽河以西地区。晚１０时，关东军接到后退的命令，２８日晨，开始向沈阳后退，当天夜半返回沈阳。关东军撤兵的原因，除了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以外，出师不力，迎头受挫也是个重要原因。关东军的决策人清楚地知道，“义勇军配置在白旗堡附近，有七八千人，盘山及东侧一带有二三千人。除此以外，沿郑家屯以南辽河地区，合计……有一万数千人。以上兵力总计约达三万五千人，炮六十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而，他们哀叹道：“虽痛感有迅速讨伐这些匪贼（指义勇军）的必要，但顾虑以现有兵力不但不能迅速收到效果，而且会因讨匪和锦州中国军队主力发生冲突，以至陷我军于危急状态。”
日本侵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后，即加紧增调部队，为再次进犯锦州做准备。 １２月１０日，本庄繁向陆军省提出增派１个师团和增配重炮、山炮的要求。１３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确定了从北向南直接进犯锦州的方案。１５日，日本参谋本部给关东军下达了关于侵占锦州的所谓“讨伐匪贼合时宜”的内部训令，指出进攻锦州“要与讨匪同时进行”。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态度显然是，要“把进攻锦州的名正言顺的理由归结为‘讨匪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上，然后对进攻锦加以承认”。门日，关东军下达了在法库和昌图境内“讨伐兵匪”的命令，派步兵、骑兵和装甲兵向法库、昌图进攻。同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又发布了向关东军和天津驻军增派第８混成旅团等部队的“奉敕命令”。１８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进攻锦州的方略》，又制定了《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１９日，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调兵遣将，先是下达了向沈阳附近集结兵力的命令，将混成第４旅团的野炮兵第８联队第１大队调到沈阳为关东军直属部队；接着又命令第４旅团骑兵第８联队第２中队调往辽阳归第２师团指挥；将骑兵第２联队及汽车队调到沈阳；然后命令混成第３９旅在２５日前到达沈阳。此外，又命令独立飞行第８中队、第９中队２４日向沈阳移动，复归飞行队长指挥。关东军在做好进攻锦州的一切布置后，以“对大凌河以西之匪进行讨伐”为借口，２４日正午下达了进攻锦州的命令：
一、第二师团应于２８日从辽河一线出发，扫荡前面之敌匪”然后向沟帮子前进。
二、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应策应第二师团，并随时准备乘北宁铁路火车向沟帮子一带前进。 三、混成第八旅团应将兵力逐渐集结于奉天，随着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前进，准备以主力向打虎山、沟帮子之间地区前进。
四、军飞行队应在１２月２８日以后以主力首先协助第二师团作战。
关东军判断，“在进入辽西后，如果真正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为此慎重地研究了作战方针，为充实战斗力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为此，积极地进行着作战准备。
１２月２３日，集结在营口和田庄台之间地区的日军第２师团的先头部队，向东北军寻衅遭到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张学良敬日致马占山等电文载：“漾午后一时，我甲车巡查沟营路线，至田庄台南魏家沟铁路破坏处附近，适有日甲车一列，计装甲车一辆，载炮，拦门刃挖有枪眼之铁棚车二辆，载日兵五十余名，进至该处，保护工人百余名修复铁路。见我甲车开至，当即发炮二响。我甲车为自卫计，还击八响。二时许，日方于甲车之后，增步兵四百余名，附炮七门，另以骑兵百余攻我左翼，步兵多名，攻我右翼。我军竭力抵御，激战移时至四十分，我驻守田庄台镇之步兵不支北退。日步、骑、炮兵四、五百名携大炮十余门，速将该镇占据，我中车仍在车站坚持中。”张学良致马占山等电文载：“敬日九时占据田庄台镇之日军发炮向甲车射击，将车站南端铁道炸毁数节。我甲车退至北洋旗外，继续抵抗，同时日机一架，向我扫射，我甲车以炮还击。十二时日炮兵即开始向我甲车猛攻，发炮七十余响，我中车中十余弹，退至田庄台北八里抵抗。午后三时半，日忆机掩护步炮连（联）合之日军进至田庄台站，我甲车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该日军又退去。四时半，日军掷炸弹五、六枚，一弹中我机车。我甲车遂再退二里，日方复将车站占据，现仍对峙激战中。”２８日上午１０时，日军第２师团步、骑、炮联合大队及飞机５架，载重汽车二三十辆，由田庄台向大洼进犯，见有华人，即行扫射，至下午１时，大洼站失守。东北军退至盘山。
１２架日机同时轰炸东北军铁甲车，４架飞机将第３１号桥炸毁数节，阻铁甲车归路，２９日上午１０时，日军３００余人、坦克车４辆、飞机４架，进攻盘山车站，飞机投弹数十枚；下午２时许，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盘山陷落。防守车站的东北军第１９旅第）团遭受重大损失。
３０日上午８时，日军步、骑、炮兵约６００余人向胡家窝堡车站猛攻，日机多架扫射，投掷炸弹，全站职工均被击故，纷纷逃至沟帮子，胡家窝堡站失陷，日军主力进入杜家台一带。３１日，日军继续向沟帮子进逼。当日晚，第２师团一。部到达沟帮子，主力也到达附近地区。
３０日晨，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分别从沈阳和新民出发，向打虎山行进。上午８时，９架日机轰炸打虎山车站，站内２辆机车被炸毁，第１０１次列车也被炸；下午３时至８时，日机连续轰炸沟帮子车站；是日晚，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到达打虎山。３１日下午之时，该旅团到达沟帮子附近。３０日，日军第８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左岸，准备在大凌河、田丰一带集结，进犯锦州。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日，日军增援部队的主力第２０师团也集结在大凌河一带。这次日军投入３个师团，４万之众的兵力，从三面包围锦州，摆出广大决战的架势。当时，担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任务的，仅有东北军张学良部所属的３个公安骑兵总队。１月２日，集结在大凌河东岸的日军第８旅团向东北军展开进攻，在炮火俺护下，步兵分３路强渡大凌河。驻守在大凌河对岸的公安骑兵第３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最先渡河的７人被东北军擒获。战至天黑，东北军因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锦州城内渐退，夜半至城内。３日凌晨２时，日军开始攻城。４时，最后撤退的公安骑兵总队炸毁女儿河铁桥，保护省府人员向虹螺岘、锦西撤退。下午６时，日军侵占了辽西重镇锦州。日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了锦州城，他们在城楼上狂呼乱叫，侵华狂热达到了极点。４日，日军古贺联队向锦西进犯，６日侵占了锦西县城。同日，葫芦岛失陷。７日，日军侵占绥中车站。
１０日，日军进犯山海关附近的前所车站。从此，山海关、长城一线实际上处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之下。
第五节 日军侵占吉林
“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地处东北地区的中部偏东，北与黑龙江和东省特区相交，东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西部和南部与辽宁接壤。当时辖长春、延吉、珲春、农安、依兰、宁安、双阳、烨甸、汪清、敦化、滨江等４１县，乾安设治局，省城吉林市。吉林省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要想迅速吞井东北，就必须侵占吉林省，才可北图黑龙江，同时，又可与驻朝鲜的日军互相策应。关东军在９月２１日公布的出兵吉林的“理由”是，“为解决满蒙问题，必先占领吉林”。又称：“当我军出兵吉林，南满守备出现困难时，驻朝鲜军司令宫体察关东军司令宫之苦衷，不会见死不救，必定将独断出兵，增援于我。”这样就可以“把停留在新义州的三十九混成旅团诱至满洲”，与关东军共同完成武装侵略东北的预谋。
中国驻军
“九·一八”事变前夕，驻在吉林省境内的中国兵力及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是占有优势的。中国兵力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东北边防军、吉林省防军、东铁护路军和地方武装。东北边防军有步兵３个旅、骑兵１个旅、炮兵１个团（有大炮３６门），总兵力约３３０００人。除骑兵旅驻农安一带，其余各部配置在吉林、长春和哈长、哈绥铁路沿线。其兵员数目、武器装备都比省防军充实，是东北陆军精锐之旅。吉林省防军总兵力约２万人，分设５个镇守使，担任地方警备。各镇守使下附属１个步兵（或混成）旅（３个团编制）。三个镇守使是：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驻长春；延吉镇守使吉兴，驻延吉；滨江镇守使丁超，驻哈尔滨；依兰镇守使李杜，驻依兰；，绥宁镇守使赵芷香，驻宁安。东铁护路军是由吉林、黑龙江两省派出的军队，担任守备铁路沿线的任务；吉林境内铁路沿线的守备任务大都是由东北陆军训练处的军队和丁超的军队担任。以上三部分兵力统由时任吉林省主席兼驻吉林边防副司令、东铁护路军总司令张作相直接统领。但是，在日军进犯吉林时，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治丧，军政大权统由驻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之职的熙洽掌管。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由团长冯占海统领，驻吉林省城；另有山林警备队３个营，驻延寿县一带。总兵力约４５００人。
长春驻军由吉长警备司令兼第２３旅旅长李桂林统率，分别驻在三处：南岭驻有东北炮兵第１０团，炮兵２０００人；迫击炮６门、野炮３６门、团长杨纯昌。步兵为第２５旅第５０团，兵员２３５０人。宽城子驻有步兵第２３旅第６６３团第之营，兵员６５０人。长春城内驻步兵３２０人，山炮、迫击炮各４门。省城吉林市驻有张作相第２５旅所辖步兵２２团、
３３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队长冯占海所辖３个步兵营，骑兵和炮兵各１营，迫击炮、重机枪、通讯兵各１连。
日本驻军
事变前，在吉林省境内的日军有长谷部照悟少将第３旅团司令部、该旅团所属大岛陆太郎大佐的步兵第４联队的２个大队、小河原中佐独立守备步兵第１大队的１个中队，总兵力１０００人左右。独立守备步兵第１大队队部设在公主岭，第１中队驻长春，第２、３中队也驻公主岭。
从中日双方配置兵力情况看，事变发生后，当日军进犯长春、吉林等地时，中国军队不被日军迷惑，迅速了解真相，并能坚决抗击；当时的军政要员也不投靠日本侵略者，击败日军进犯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日军判断的那样：“如果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长春附属地的一万余名日本人的生命和二十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长春是吉林省的南大门，吉林市的西部屏障，也是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交接处，长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领了长春，就可以东逼吉林市，西图洮南，北取哈尔滨。根据日俄签订的《卜茨茅斯条约》在“九·一八”事变前，长春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范围鞭及最远之处。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的同时，即命令驻在长春的日军突袭中国兵营，双管齐下。这是日军早已预谋的侵略计划。
策划突袭预谋
中国在长春驻有重兵，早已引起日军的注目。为给军事入侵创造条件，在突袭长春前，关东军参谋部施展了两种阴谋策略，对中国军队进行迷惑，解除其警惕性。一方面，暗中为军事入侵做准备。９月１０日。日本陆军省特派前任参谋长铃本庄六带领在乡军人将校６０余人，由神户出发，１３日到达大连，然后赶赴长春，以慰劳铁路沿线日军之名，行战前动员之实。１２日，本庄繁到公主岭独立守备队司令部视察，听取了所谓目前形势的汇报，并检阅了日军的“出动演习”。１３日，本庄繁在离开长春前，对独立守备队司令员森连进行了强硬的训示：“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做战前的动员和部署。一方面，日军加紧进行荷枪实弹的“演习”，常向当局各机关衙署作袭击之“演习”，并邀中国军队观看，令日本士兵遍识中国军队营长，以“亲善”之名，“其目的在预定目标”，麻痹中国军队。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的阴谋得了逞。当日军已突袭到南岭和宽城子中国兵营时，中国“驻军事前竟毫无戒备，当时都安然进入梦乡”。当从梦中被惊醒时，宽城子驻军步兵营长傅冠军竟以为是日军进行野外演习，“得到哨兵报告还不相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在墙外包围的日军找到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后因伤重身亡）”。在长春警察署署长孙佩琛给东省特区警察管理处处长王瑞华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报告说，９月１９日清晨４时余，日军第９连队突然开抵宽城子，中国值岗警士初以为日军又在进行野外军事演习，“因七月间驻长日本军第４联队两次演习实弹射击，前后继续四星期，已成见惯，未以为怪。不料霎那间，该队径行开抵我特警署后院，开放机关枪实行射击，当时弹如雨注，危迫万状”。
夜袭南岭兵营
南岭位于长春南约６公里处，是长春的南大门，驻有中国重兵，日军要想侵占长春，南岭兵营就成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南岭兵营周围筑有坚固的砖墙，高３米、厚４０厘米，内侧筑有立脚点，战时可站在墙上向外射击；墙四角的厕所筑有许多炮眼，可供射击。对于这样的军事据点，不采取突袭、夜袭的办法难以攻破的。
当日军完成上述军事入侵预谋之后，９月１８日夜，得知日军在沈阳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时，驻长春的日军便迅速作出反应，驻公主岭的骑兵急驰长春，由大岛联队长统一指挥。日军兵分两路，向长春南、北大门的南岭和宽城子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军进攻南岭中国军队的行动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攻击炮兵阵地，然后再向步兵阵地进攻。因为日军非常担心中国军队大炮的威力。当时独立守备步兵第１大队长小河原辅治中佐担心，“如果设在南岭的中国炮兵，以三十六门大炮同时开火，则长春附属地将化为灰烬”。
长谷部第３旅团长也忧虑，“炮弹如连续从相距仅一里半的地点袭来，则附属地无疑将化为灰烬。”攻击中国炮兵阵地的是日军大岛第４联队第２大队长黑石少佐率领的第５、第７中队和１个机关枪小队；第５中队由江口大尉带领，第７中队由井上大尉带领，佐佐木少尉带领机关枪小队。９月１９日凌晨零时１５分，日军司令官长谷部得知日军在沈阳进攻中国军队的消息，马上决定结集兵力夜袭南岭中国炮兵营。零时３０分，大岛第４联队和独立守备队都接到长春铁道事务所的电话，报告“奉天附近日中士兵发生冲突，目前正在激战”。驻长春日军即以“日本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数段，辽宁方面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旁边自应采取一致行动，以谋自卫”为借口，开始军事行动。日军守备司令部发出立即出动进攻南岭中国兵营的命令。但是，因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崎岖，当日军赶到南岭时，已清晨５时，原定夜袭南岭未遂，变成拂晓攻击了。
日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炮兵第一营。担任袭击南岭兵营的向导宪兵是长春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金泽武文。黑石命令分兵三路，袭击炮兵营，第４联队第二大队的第５中队由江口带领攻第１营地的左门，第７中队由井上带领攻其右门及西小门，佐佐木带领机关枪小队在兵营西门附近掩护。当日军兵临城下时，中国士兵刚刚起床，对日军的偷袭毫无察觉。日军发起进攻时，中国士兵仓促应战，利用各种掩体进行猛烈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于晨６
时４０分左右，撤离营地，炮兵第１营便破日军占领，有１６门大炮被日军破坏。此后，黑石又集结兵力，以第５中队为左翼，第７中队为右翼，向炮兵第２、３营发起进攻，中国炮兵起而应战，发炮反击，但因接到熙洽的撤退命令，只好且战且走，冒死突围，死伤惨重，炮兵第２、３营地也落入日军之手，其余的２０门大炮也被日军破坏。
日军攻占了炮兵阵地后，解除了中国军队大炮的威胁，便调整兵力准备进攻在炮兵营南侧的步兵营。黑石将所率日军结集起来，撤至袁家窝棚休整。此间，奉命前来支援南岭作战的独立守备步兵第１大队，由小河原率领正从驻地公主岭乘车北上，小河原在孟家屯站下车后，在向南岭进发途中，与奉命从南岭撤下来联络运送弹药的金泽武文相遇，得知黑石已攻占了炮兵营，正在袁家窝棚作进攻步兵营的准备，于是小河原带领所部，直奔袁家窝棚。
１９日上午８时３０分，黑石与小河原在袁家窝棚汇合，完成了进攻步兵营的战斗准备。经协商决定，由小河原带领独立守备步兵第１大队为右翼第一线，从东南方向包围步兵营；由黑石带领第４联队第２大队各部为左翼第一线，从西向东进攻。上午１０时，两股日军向中国步兵营第１、２、３营地和机关枪兵营发起进攻。中国官兵被迫还击，步枪、轻重机枪以及步兵炮、迫击炮一齐开火，向日军猛烈射击，双方经过５个小时激烈的近战、肉搏战，于下午３时左右，中国军队退出阵地，步兵营全部落人日军手中。自此，日军攻占了南岭，长春的南大门失守。
进攻宽城子兵营
宽城子位于长春北２公里处，归东省特区统辖，是长春的北大门。兵营为俄式砖瓦建筑，周围有厚达５０厘米的防护墙，工事坚固。进攻宽城子兵营的是日军大岛第４联队所属的第１大队、机关枪队和山炮队。长谷部在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进攻长春附近中国军队的命令后，在指挥黑石大队夜袭南岭的同时，命令大岛率部隐蔽地逼近宽城子兵营，于１９日晨４时５０分向宽城子兵营攻击。当即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双方展开激战，上午８时３０分，日军第１大队的第２、３中队占领了部分中国兵营，但日军、伤亡严重，干部相继阵亡”，大岛联队长不得不随军旗进至散兵线后百米处，亲自督战。上午１０时，命令发射山炮、曲线炮轰击中国兵营，战至１１时１０分，中国部分军队撤出阵地，部分军队被缴械，日军攻占了全部宽城子兵营，长春的北大门也失陷。在宽城子兵营遭到攻击的同时，
１９日晨４时许，日军袭击了东省特区第２警察署，警士被缴械；４时３０分，进攻二道沟中东路护路军步兵营；４时５０分，又将特警长春分署和路警包围缴械。自１９日晨６时许至晚上１０时３０分，日军先后侵占了公安局、各分局和派出所以及无线电台等要害机关。下午１时，日军攻进长春城内，将吉林省防军全部缴械，侵占了吉长镇守使署。至此，不到２４小时，长春便被日军全部侵占，部分建筑被破坏或烧毁，武器弹药、服装、机关文卷等均被日军掠夺。
日军在攻占长春的战斗中，据日军统计，日军共伤亡１４２人，其中被击毙６６人，其中军官３人，士兵６３人；伤７６人，其中军官３人，士兵７３人。据中国方面的有关材料记载，中国军队官兵死伤２００余人，商民死亡１０余人，学生１人。日军在进攻长春时，对中国军民施以种种暴行。当日军袭击长春警察署时，将无意抵抗的警士缴械，背手反绑，井用刺刀乱捅，见到署内两名伙夫，便开枪射击，一人被当即杀害，一人尚有气息，日军复射一枪，也被杀害。其后，又将署内人员捆成一堆，拟用机关枪扫射，经署长再三恳求，才得以幸免。在中国军队撤退之际，许多百姓为逃避日军杀戮，也随军队逃亡，日军不分军民，一律炮击枪射，沿途伤亡百姓不计其数。
日军侵占长春
以此为基地，侵占整个吉林省，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东北的野心。因此，日军侵占长春后，将军事指挥机关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沈阳，军队主力也大量北调。
１９日夜，日军第２师团步兵３０联队、野炮兵第２联队第２大队奉命增援到达长春。２０日，本庄繁命第２师团第１５旅团的２个联队从沈阳市郊出发也赶到长春。从９月１９日到２日凌晨，。仅４天里，关东军就迫不及待地向长春运送了１６列车兵力、武器弹药及战需物资。同时，驻朝鲜日军还策划派第１９师团渡过图们江，入侵中国延边各县。为制造入侵借队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曾与延边龙井村特务机关长河野悦郎少佐策划，预谋于９月２６日，在会宁和龙井村之间制造爆破铁路事件，挑起事端，入侵延边，后未得逞。日军一面做武装入侵的准备，一面通过特务等机关，积极在吉林军政要员中寻找亲日汉奸，以图不费一枪一弹，进占吉林省城。日军在侵占吉林省城的过程中施用了军事入侵与“和平占领”的两手。
制造借口图谋武装入侵
９月２０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在沈阳会见关东军司令宫和参谋部幕僚时指示说：“鉴于中东铁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可以不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尽快打击吉林、洮南等地，应该是有利的。”为了给这次入侵制造借口，按照事前的密谋策划，９月２０日，由日本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和驻吉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秘密炸毁日侨民房，造谣诬陷是中国军队“迫害”日侨，而后，便以特务机关长和日本侨民会长的名义给关东军司令宫发电报，诡称吉林形势不稳，要求出兵“保护侨民”。其实，
２０日下午１时至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４０分，熙洽已命令中国军队退出省城。９月２１日凌晨３时，本庄繁在关东军幕僚会议上决定：出兵吉林。多门在长春接到命令后，于是日晨６时３０分，率日军向吉林市进犯。他们先是攻打吉长铁路局和铁路警察所，炮击铁路局楼房，纵火烧毁路警楼房４０余间。然后于９时５０分进逼省城吉林市。
诱降熙洽“和平”侵占省城
日军在进行军事入侵的同时，也积极通过特务机关秘密与熙洽勾结，劝其降日，以图“和平”占领吉林市。熙洽是清朝的“闲散皇族”，清朝复辟运动宗社党的巨头之一。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其间日军师团长多门任过士官学校教官，与熙洽有“师生”关系。熙洽“素有亲日倾向，暗藏恢复清朝统治思想，妄想借日寇力量恢复清朝政权”。他还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九·一八”事变之际，正当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吉林省军政大权旁落熙洽之手，这给熙洽叛国降日以可乘之机。
９月１９日晨，日军向长春南岭中国驻军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团进攻，当熙洽接到报告后，曾指示：“急速撤走，不准抵抗。”据此，两个团被迫撤出阵地。当天，熙洽还以副司令长官公署的名义电令全省驻军，略谓“日军侵占东北，我军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应由外交解决。”２０日下午，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名义又发出命令，“为了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件扩大，着驻省城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这样，
２５旅全部向乌拉街方面撤走，卫队团向永吉县官马山地区撤走。在９月１９日，熙洽一面派佟衡和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张燕卿去长春吉长镇使署，调查日军攻占长春的现地情况，一面又秘密委派吉林省军官教练处齐知政随同大迫通贞去长春与日军“接洽”。２０日，熙洽又派齐知政随大迫通贞去长春与日军“接洽”一次，密商降日事宜。达成协议后，熙洽便有了底，才三番五次下令中国军队全部退出省城待避，严格约束所部，不得与日军冲突，以示投降诚意，保证日军安全入城。
２１日，熙洽还私下向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表白，吉林驻军“多数还能听我的命令”，他能控制吉林军，保证不向日军进攻和日侨安全。熙洽勾结日军进省城，曾遭到多人极力反对。９月２１日，熙洽召集省府厅、处、科主要负责人开会时，声称日军不日将到吉林进行“和平交涉”。省府委员诚允当即表示说：：“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
熙洽不同意，诚允立即退出会场，前往哈尔滨。卫队长冯占海、省政府秘书长潘鹗年也都极力反对。为此事，潘鹗年还送给熙洽两盆菊花，并写两首诗讽劝他不要变节。但是熙洽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２１日，熙洽派中将参议安玉珍和张燕卿到土门岭迎接日军。安玉珍在土门岭见到多门时作出“不抵抗”、“日军和平进吉林”的保证。于是，多门才安然向吉林市进发，于２１日下午６时３０分开进吉林车站。多门侵入吉林市后，以车站附近日本人开设的名古屋旅馆为师团临时司令部、熙洽在此与多门相见。多门命令熙洽在三日内，把中国军队全部缴械，撤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组建吉林省“独立政府”。为了遮人耳目，掩盖其投日的真相，此时，熙洽与多门及前来迎接多门的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等人，演出了一场以枪相逼熙洽投降的丑剧。多门提出上述条件后，熙洽未能立即应允，多门限其考虑３０分钟再作答复，遂与幕僚退避别室。旋即有１０余名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日本兵闯进来，枪口齐对熙洽。恰在这时，石射进来解围，并对熙洽说：“此次日本进兵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张学良的统治一去不复返了，将来的东北政权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满蒙”。经石射这一番游说，熙洽说：“多门师团长的指示是可以商量的。”石射见此情形，退出室外，多门及其幕僚再度与熙洽相见，便出现了熙洽与多门“彼此握手，重叙师生之谊”的场面。２２日，熙洽按日军旨意，派人向退出城外的中国军队各部下达缴械的命令，并声称有抗拒者，将遭到日军攻击.
日军进入吉林市后，多门命令日军占领军、政、警重要机关，解除警察武装，占领吉敦、吉海、吉长三线铁路车站、沿江备要害及吉林北山等交通和军事要地；占领电报局和邮政局等通讯单位；封锁并掠夺了省财政厅、永衡官银号和金库；接管了军械厂、印花税外、森林局等处，掠夺了大批枪支弹药。日军在市内布卡设岗，使吉林市陷入阴森恐怖状态之中。到２２日上午８时许，日军侵占吉林全城，仅一夜之间，吉林省垣陷入敌手。２２日，吉林东境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各县均被日军侵占。与２３日，多门所部又侵占了敦化等地。
２４日，日军进犯吉林西北境各地。这样，仅仅６天时间，吉林大部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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