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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的酝酿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和大陆政策
军国主义的发展
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 １８６８年３月，明治天皇睦仁发布的“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厂思想理论基础。为厂切实推行这一方针，在政治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天皇制”地上资产阶级联合专政，通过法律确定了“天皇”的统治地位。
１８８９年颁布的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大皇统治之”，“天皇批准法律并以其命令公布执行”，“天皇统帅陆海军”等等。宪法还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内阁的首脑棗国务总理大臣由天皇任命，内阁的组成及施政部须以天皇的敕令为准。内阁的职责是“‘辅弼天皇”，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向议会负责。这样，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棗议会应拥有的权力，几乎全部为天皇所剥夺，议会形同虚设。
在日本天皇制国家中，军部则拥有特殊地位。军阀、官僚、贵族等专制势力，在维护“天皇统帅陆海军”大极和“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不断扩大军部权力。甲午中日战争前，军部取得了“帷幄上奏权”，形成军部统帅权独立于内阁之外的体制，用兵、作战等军令事项，政府无权过问。
１９００年５月，明治政府修改了陆海军省令，在《陆海军省职员表》中，明文规定了“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次官由现役中将或少将担任”的“军部大臣文官武任制”，使军部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和“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干扰和阻挠内阁的施政，使军部势力更加膨胀。
１８７１年以前，明治政府设兵部省管理全国军事。为了扩大军事指挥系统的机构和权力，以适应军国主义发展的需要， １８７２年废兵部省，成立陆军省和海军省。
１８７８年又将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由陆军省独立出来，成为直隶于天皇的陆军军令机关。 １８９３年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全部由陆海军将校组成，从法律上确定了军部首脑的战时独裁权力。同时，制定了《海军军令条例》，将原隶属于海军省的海军参谋部独立，称海军军令部，成为直隶于天皇的海军军令机关。１９０７年，日本军部下达的第１号军令规定，凡有关军政之天皇诏敕，只要陆海军大臣副署，即可以“军令”的形式下达执行，无须内阁总理大臣副署。这就为军部独裁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军事上明治政府本着“强兵为富国之本”的“武国”方针，大力扩充军备，积极发展陆海军。为扩大兵源，实现“全国皆兵主义”， １８７２年明治天皇颁布《征兵告渝》。翌年，颁布《征兵令》，在全国实行征兵。
１Ｓ８３年，修改军事法令，进一步加速扩军备战。为适应扩充军备需要，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明治政府不断增加军事预算， １８８１年陆海军费开支占政府全年财政支出的１６．６％，
１８９２年竟占４１％。 １９０３年的陆军经费支出比１８９６年增长１倍以上。由于大力扩张军备，到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发展到７个师团，现役兵力７．５万人、预备役２３万人；建成厂拥有大小军舰３１艘、鱼雷艇３７只，总吨位６万吨的一支近代化海军。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了２．３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将近５０％的赔款直接用于扩张陆海军的经费，井制定了１０年扩军计划。计划规定陆军由７个师团增至１３个师团，兵力由７．５万人扩大到１５万人，战时可达６０万人。海军总吨位山６万吨增至２６．４万吨，建成包括主力舰６艘、一等巡洋舰６艘的“六六舰队”。
１９０３年，提前并超额完成了扩军计划，陆军达２０万人，海军舰艇１５２艘，总吨位达２６万吨。 １９０６年，陆军首脑山县有朋又向明治大皇上奏《帝国国防方针》意见书，建议把日本陆军逐步扩大到５０个师团，海军建立一支以舰龄８年以下的主力舰、巡洋舰各８艘组成的“八八舰队”。
在经济上明治政府为满足扩张军备的财政需要和为军国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口号下，大力发展经济，积极开发财源。在工业方面，极力创办和发展具有军事意义的“战略性工业”。因此，“日本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就和军事问题难解难分地纠缠在，起了，并已也决定了嗣后工业发展的形态。”明治政府建立后，很快接收了各藩及幕府的军事上业，并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加以改造和发展，到１８７７年改组成为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和筑地海军造兵厂等陆海军四大军火工厂。其中横须贺海军工厂于１８７２年正式建成投产，“规模宏大，号称东洋第一”。
日本从中国掠夺的巨额战争赔款，除直接用于扩张军备外，还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基础工业及交通运输业，进一步提高军事工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１８９６年日本开始生产无烟火药， １８９７年已能制造黄色火药和生产１２厘米口径的速射炮。海军造舰技术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对与军事活动关系密切的铁路、电信、航运事业特别重视，
１９世纪末，日本用于铁路建设消耗的钢铁，占钢铁消费量的４０％。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０４年的１０年间，铁路通车里程由３４０９公里增至７５５３公里，增长１倍以上。
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后完成了铁路国有化，实现了军事动员运输网。在航运方面。１８９３年至１９０３年的１０年间，轮船数量增加１倍，总吨位增长４倍。
在思想上，明治政府竭力向军队和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教育。 １８７８年８月，颁布了以“忠实、勇敢、服从”为本精神的《军人训诫入要求日本军人必须无条件忠实于天皇，勇于为天皇卖命和绝对服从。
１８８２年１月，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渝》，明确规定日本军人必须做到“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贵俭朴”，其核心是“尽忠节”和“尚勇武”强调日本军人必须为日本军国主义尽忠效命。
１８８１年５月，颁布了《教则大纲》规定在修身、历史、语文等课程中，都要以灌输“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精神”为指导。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教育敕语》其中除大肆鼓吹“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外，进一步要求日本国民要“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做天皇的“忠良臣民”。此外，明治政府还极力通过宗教宣传军国主义思想，神化天皇。在全国各地设立神社，强迫国民参拜，强制国民信仰“神道”。把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而战死的军人尊崇为“军神”，供奉于神社，要人们顶礼膜拜。总之，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禁锢人们头脑，毒化人们思想，驱使广大日本人民在“忠君”、“武勇”的思想支配下为天皇制国家效忠，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卖命。
“大陆政策”的推行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同日本军国主义饲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是日本“武国”方针的孪生兄弟。所谓“大陆政策”，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确定的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其要点如后来的《田中奏折》所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明治天皇的《御笔信》是“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大陆政策”则是《御笔信》中“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干四方”的侵略扩张思想的具体化和发展。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上要目标是朝鲜和中国。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国内就掀起了‘征韩论”的鼓噪。 １８７０年，佐田白茅上书日本首相称：“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不惟一举屠朝鲜，大练我兵制，又大辉皇威于海外”。同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在所著《朝鲜论稿》中也大肆鼓吹“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本源。”此后，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先后于１８７６年、
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８５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仁川条约》和《汉城条约》，从朝鲜攫取了许多特权。 １９１０年，又以武力胁迫朝鲜国王订立《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完成了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
在进攻朝鲜的同时，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１８７４年５月，日本政府以台湾居民误杀琉球渔民事件为借口，发兵入侵台湾。侵台战争失败后，日本、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向中国派遣间谍，搜集情报，制定计划，拟订方案，为日后实施“大陆政策”和大规模武装侵华做准备。
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遣桂太郎中佐等大批军官和所谓“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刺探情报。并根据“调查”的材料，制定了《对清策战案》。另一军事间谍福岛安正义根据“调查”的情报，编制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侵华方针的《邻邦兵备略》。１８８０年１１月，军部首脑山县有朋把《邻邦兵备略》进呈给天皇阅览，并在奏文中说，清政府正在进行军制改节，如果效仿欧洲，则平时可征兵４７５万人，战时可达８５０万人，邻邦兵备之强，“实可慎可虑”。强调主张“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１８８５年，日本政府看到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还与法国签订了屈辱条约，进一步刺激了它的侵略野心。 １８８７年，参谋本部炮制了一个侵略中国的阴谋计划棗《征讨清国策》，强调以５年为期，抢在清政府完成军制改革之前，西方列强无力顾及远东之时，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
在“大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长期担任日本政府军政要职的军部首脑山县有朋起了特殊的作用。 １８８９年底，山县有朋组阁，翌年３月，山县有朋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他强调，在当前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不能保护利益线的国家，“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同年１２月，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再次鼓吹“保护利益线”，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山县有朋关于“利益线”理论的出笼，标志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保护利益线”的理论，进一步推动厂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活动。经过近１０年的扩军备战，日本军国主义的羽毛已丰，终于在１８９４年发动了明治维新后最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战争中，日军铁蹄所至，抢掠烧杀，无恶不作。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日军攻占旅顺口后，兽性大发，挥舞屠刀，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了历时４天的血腥大屠杀，制造厂骇人听闻的大惨案，２万多中国无辜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弹和刺刀之下。“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清政府战败后，于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霸占了朝鲜；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勒索战争赔款白银２亿两。并攫取了许多特权。日本霸占辽东半岛，引起了早已把中国东北视为禁脔的沙皇俄国的强烈不满。为此，沙俄勾结德、法两国，结成联合阵线，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三国联合干涉的压力下，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却从清政府手中掠夺了３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日退还辽东半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却从清政
府手中掠夺了３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为补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后不久， １８９６年６月，沙俄便以干涉还辽“有功”为要挟，诱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接着，派军舰入侵旅顺口、大连湾。
１８９８年３月和５月，又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及《旅大租地续约入霸占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落在沙俄手中，日本耿耿于怀，便在“卧薪尝胆”、“卷上重来”的口号下，加紧扩张军备，决心对沙俄一战，重新夺回辽东半岛。经过１０年的“甲午战后经营”，１９０４年２月８日，日本终于以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发动了日俄战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俄侵略军所到之处，“是物即取，是钱即劫”，“男被毒打，女被奸污”。“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经过１年多的火拼，沙俄一败涂地。
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此后，通过１９０７年、
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２年的３次《日俄密约》双方承认了各自在东北、内蒙古的侵略利益。日本除霸占广东北南部外，又把侵略势力扩张到内蒙东部（东经１１６度２７分以东）。此后，日本把东北和东蒙联系起来，合称为“满蒙”。
“满洲经营”方针的确定
日俄战争后，日本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主权线”，完成了“大陆政策”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此后，日本便把“满蒙”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线”，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主要侵略目标。
１９０８年９月桂太郎内阁通过的《对外政策方针决定》，１９１８年山县有朋提交给寺内内阁的建议，以及１９２１年５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都明确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与利权”，“‘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厂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利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山县有朋更加露骨地声称：“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于是，日本政府便在这一总的国策方针指导下，施展种种阴谋下段，加紧对东北的侵略扩张活动。”
施展外交讹诈
１９０７年３月，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人非法调查延吉地区，制定了侵略延吉的计划。８月１９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朝外务部，声称“间岛”究属何国领土，久未解决，朝鲜统监拟派员前往保护韩民。第二天，日军侵入延吉地区，擅自在龙井村设立“统监府派出所”，发布告示，声称“间岛”是日本统治下朝鲜领土的一部分。将延吉划分为４个统治区，设总社长、社长和村长管理，井建立１４个宪兵分遣所，妄图把这一地区变成日本的殖民地。９月，清政府派员同日本政府就延吉边务问题进行交涉。经过两年的外交折冲，于１９０９年９月４日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及百草沟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商埠地设领事馆或领事分馆；延吉地方朝鲜居民归中国地方官管辖，服从中国法权；中国政府嗣后将吉长铁路接展至延吉南界，在韩国会宁地方与韩国铁路连结，须与日本政府商办；日本于两个月内撤兵等。根据条款，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霸占延吉地区的预期目标，但却在这一地区攫取了４处商埠、在商埠地设置领事馆及警察署的特权，以及吉会铁路的修筑权。
１９０９年２月６日，日本政府就所谓“满洲五案”问题，向清政府提出强硬交涉。９月４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承诺新法铁路修筑时，先与日本政府商议；承认大石桥至营口支路为南满铁路支线；承认日本对抚顺、烟台煤矿的开采权；承诺中日两国对安奉铁路沿线矿产事业的合作。这样，所谓“满洲五案”问题的交涉，以日本的侵略得逞而告结束。
１９１３年，日本政府要求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允诺日本对四洮路（四平至洮南）、洮长路（洮南至长春）、开海路（开原至海龙）、洮热路（洮南至承德）、吉海路（吉林至海龙）等５条铁路的修筑权，作为日本政府承认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的条件。交涉结果，日本取得厂修筑四洮、洮长、开海３路的借款权，以及中国如修筑洮热、吉海两路须向外国借款时，日本享有优先借款权。
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日本政府又以武力相要挟，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５月７日提出最后通碟。９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承认，２５日，袁世凯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其中规定把旅顺、大连租借权及南满、安奉铁路的使用管理权延长为９９年；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修建工厂、经营农工商业、往来居住自由、领事裁判权等各项特权。策划“满蒙独立”。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节命武昌起义爆发，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军部跃跃欲试，企图乘机瓜分中国，阴谋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在日本羽翼下的“满蒙王国”，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于是，在日本军部的直接策划下，先后发动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１９１２年，在当时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支持下，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的间谍高山公通大佐、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人出面，勾结宗社党进行复辟活动。日本一面借给宗社党巨款；一面帮助宗社党向内蒙境内秘密运送武器弹药，策动宗社党举行武装叛乱。在准备过程中，因秘密刻印活动被发现，东北地方当局派出大批警探，四出缉捕宗社党分子，但在日本人的庇护下，除少数被捕外，多数逃往日本租借地或满铁附属地隐蔽起来。同年５月，多贺宗之通过南满铁路将大批军火武器由大连运往公主岭，由宗社党头目善耆之子左宪章接应，将军火武器装在数十台大车内，伪装成农业机器运往内蒙。途经郑家屯车站时，被查获，军火武器被没收烧毁，押运军火的日本人和宗社党分子被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宣告失败。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１９１６年春，川岛浪速和由参谋本部派遣来东北的土井市之进、小矶国昭等人，拟定了策动盘踞在内蒙的马贼首领巴布札布和以善耆为首的宗社党联合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善耆以鸭绿江上游森林资源作抵押，向日本大仓财阀借得巨款，作为武装叛乱的经费。井招募马贼匪徒２０００人组织“勤王军”。同时，联络巴布札布广招马贼５０００人，由川岛浪速任总指挥，日本下级军官、大陆浪人及特务数十人参加作战。谋划暗杀奉天督军张作霖，攻占奉天城，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殖民地傀儡政权棗“满蒙王国”。７月１日，巴布札布率蒙古骑兵３０００人，在日本军官指挥下，打着“勤王复国军”旗号，向东北南部进发，途中被击败。８月１４
日，巴布札布率残匪退至长春、四平街之间的郭家店满铁附属地内，陷入张作霖部队的包围之中。当张作霖向日方交涉，要求通过南满铁路向郭家店运兵围剿残匪时，被日方拒绝，张作霖部队只好徒步行军前往讨伐。这时，日本一面抗议中国军队侵犯满铁附属地主权；一面在附属地配置大批军队保护残匪。还以紧急调停为名，将驻扎在铁岭的佐藤支队调往郭家店，以武力监督停战，阻止张作霖部队讨匪，帮助残匪摆脱困境。９月２日，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巴布札布叛匪和部分宗社党分子由郭家店向内蒙撤退。９月３日，叛匪到达东辽河附近的朝阳坡时，遭到张作霖部队的攻击。日本当局一面让叛匪打出日本国旗作掩护；一面急调大股日军前往助战。张作霖为避免事态扩大，采取了忍让态度，巴布札布残匪在日军保护下安然退走。
１０月，退到内蒙古林西县境内。在进攻林西县城时，已布札布被击毙，残匪溃散。至此，由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阴谋又告破产。
扶持奉系军阀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就开始了同张作霖的勾结活动。１９１６年４月，张作霖取得了奉天省军政大权。这时，日本通过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同袁金铠、于冲汉等联络，阴谋策划张作霖独立。要求张作霖宣布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头目的“独立国家”。这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签订特殊盟约，以实现日本独占东北的野心。宗社党两次“满蒙独立”活动失败后，日本对张作霖更加寄以厚望。当时，日本政府认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唯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为满洲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这段话，把张作霖同日本在东北的利害关系和日本利用张作霖为代理人，实现独霸东北的阴谋，说得十分露骨。基于这种预谋，日本加紧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扶持。
１９１７年，日本帮助张作霖夺取了冯德麟的第２８师兵权，巩固了张作霖在奉天的地位。同年，张作霖以兵威扶持其亲信鲍贵卿当上了黑龙江督军。
１９１９年，日本制造了“宽城子事件”，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向张作霖交出兵权。在日本的支持下，不到３年时间，张作霖就“统一”了东北，当上了北京政府的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接着，日本又进一步支持奉系军阀向关内扩张势力，逐鹿中原。
１９２０年，皖系军阀段棋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张作霖取代段棋瑞成为日本在中国扶植亲日势力和代理人的主要对象。１９２１年５月门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决定》，制定了“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的方针，支持张作霖奉系军阀成为日本的国策。
１９２２年，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日本为扶植张作霖东山再起，在军事上、财政上都曾给以大力支援。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奉军实力的加强和日本在战争中的暗中支持，奉军大获全胜，奉系军阀势力一度扩展到华东和长江流域。１９２５年，奉军将领郭松龄不满张作霖的穷兵黩武，发表宣言，通电倒戈，军锋直逼张作霖的老巢棗奉天。在危急关头，日本再次出面支持张作霖，对郭松龄施加压力，以武力阻止郭军的进攻。在日本的干预下，反奉军失败，郭松龄被杀。
１９２６年，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 １９２７年，自封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重新控制了北京政府。日本政府在支持奉系军阀的同时，积极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特别是加紧向东北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８年，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总额增加了两倍，从东北掠夺的原料增长了１倍。对东北的投资也显著增加，仅“满铁”的工业投资，１９１９年就比１９１８年增加了３．３倍。从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６年，日本在东北新设工厂２２９家。
１９３０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对华总投资的６２．９％。增开了锦县、郑家屯等商埠，攫取了开采鞍山铁矿、本溪湖煤铁矿及朝鲜银行参与东北财政整理等特权。开办了号称奉天铁西三大工业的“满洲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等公司。伴随经济侵略的加深，日本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也大大加强。日本在东北各地非法驻军、设警的地点急剧增加，日本顾问充斥各个部门，东三省各省督军署都派有日本顾问。这些顾问同日本军部保持密切联系，暗中操纵东北政局。与此同时，日本派出大批间谍、特工人员在东北全境进行广泛调查，搜集情报，为日后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做准备。
第二节 日本在东北设置的侵略机构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从１９０６年开始，在东北境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些侵略机构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从政治、军事、外、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公开或秘密的侵略活动，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效力，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得力工具。
关东厅
“关东”称谓，溯时甚远，早在周未秦汉之际，曾称函谷关以东诸侯为“关东”诸侯；后又因东北地处山海关之东，概称东北为“关东”。“关东州”之称谓，开始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称此地为“关东州租借地”。并将“关东州”划分为大连、旅顺、金州３个行政区，各设民政署１处，以民政署长为行政区的地方行政长官。因金州行政区较大，又在普兰店、貌（豸囟比）子窝分设民政支署。日本侵略者在。“关东州”设官建制，成立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完全了中国的行政主权和司法主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利用这块殖民地，进行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活动，“九·一八”事变的许多阴谋就是在“关东州”策划的。
“关东厅”的前身是“关东都督府”，“关东都督府”的前身是“关东总督府”。 “关东总督府”是根据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６日，日本颁布的《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成立的，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直隶天皇。总督府总部初设辽阳，后迁旅顺。名义上是统辖派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军政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军事殖民统治机构。
日本在所占领的东北南部设立总督府，实行军事殖民统治，违背了它在日俄战争初期所承诺的。“决不占领大清国土地”的诺言，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不仅招致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也引起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为缓和矛盾，
１９０６年５月，日本政府决定改“关东总督府”为非战时军事组织。同年８月１日，日本政府以第１９６号敕今公布《关东都督府官制》成立“关东都督府”，撤销“关东总督府”，结束“军政统治”。《关东都督府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设都督１人，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其职责为“掌握管辖关东州，保护管理南满铁路的有关事务”。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和陆军两部，民政部掌管关东都督府辖区内除军事事务以外的一切行政事务。陆军部统率派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关东都督既管理政务又统辖军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大脑”。关东都督处理外交事务时，受外务大臣的监督；处理军政事务时，受陆军大臣的监督；处理有关作战事宜和军队教育问题时，分别受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的监督。因此，关东都督府成立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关东都督同外务省等各有关部门之间，因争夺权势而经常发生矛盾。同时，关东都督府的公开设置和露骨的侵略活动，也引起西方列强的疑忌。为缓和内部矛盾和消除列强疑忌，日本政府曾多次修改《关东部督府官制》，但无成效。
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２日，日本政府以第９４号敕令公布《关东厅官制》，成立关东厅取代关东都督府，结束了１０余年的“半军政统治”，开始了所谓“军民分治。《关东厅官制》规定，关东厅辖区与关东都督府同，设关东长官１人，其职司为“管辖关东州及南满洲的铁道线路警务”，“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事务”。关东厅与关东都督府比较，职能相对缩小，相当干关东都督府的民政部。
日本的这一政治侵略机构，从名目看，经历了“关东总督府”、“关东都督府”到“关东厅“的更迭；从形式看，由军事组织、半军事组织演变到民政组织，但其内容却是换汤不换药，其侵略本质毫无变化，都是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侵略机构。
关东军 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到在“关东州”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 驻兵权为巩固和扩大在东北所取得的侵略权益，日本政府向东北派驻一部分军队。１９０７年正式成立“满洲独立守备队”，即“满铁守备队”，守备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另派１个师团驻扎在东北南部，设司令部于辽阳，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管辖。其职司为“担任关东州之防备”及“南满铁道线路之保护事宜”。并授予“必要时得使用兵力”以及，“事情急迫时”得以兵力便宜处置前项事宜”的权力。这支军队实际上成为保卫日本在东北侵略特权的殖民军队，以武力保护日本在南满的殖民统治不受侵犯。伴随日本独霸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政府及军部对这支殖民军更加重视。
１９１９年４月，在撤销关东都督府，成立“关东厅”的同时，以陆军第１２号军令，公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组建关东军司令部。规定关东军司令宫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直隶天皇。其职责是统率驻在关东州及南满的日本陆军部队，守卫关东州及保护南满铁路沿线。司令部设在旅顺，１９３１年后移驻长春。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在旅顺、辽阳、沈阳等地，驻有“驻在师团”。沿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各主要城镇长春、公主岭、四平街、开原、铁岭、虎石台、沈阳、辽阳、鞍山、海城、大石桥、抚顺、本溪湖、连山关、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等地驻有满铁守备队。总兵力约万余人。
关东军虽受日本军部的统辖与节制，但由于长期驻在中国东北，又保持某种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历届关东军头目及关东军小骨干分子，如本庄繁、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花谷正、石原莞尔等，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武装霸占中国东北的积极鼓吹者。这支军队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强驻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军，也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主要打手和急先锋。关东军在关东州和满铁沿线霸占大片中国土地，广筑军营、靶场、军事设施，进行军事训练；派遣间谍，搜集情报；分裂中国，大搞颠覆活动。“九一八”事变前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端，并一手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领事馆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势力迅速增长，为了管辖和处理有关外交事务和保护日本人的权益，１９０６年６月１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奉天总领事馆，负责处理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全部外交事务，节制陆续设在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３个总领事和８个领事馆。奉天总领事馆名义上是一个地方性外交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各地领事馆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又一。套殖民侵略机构，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还拥有设警权。一般领事馆均设有警察署，警察署下又设有“出张所”、“驻在所”等基层机构，借此将警察权扩张到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以外的东北广大地区，加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势力。这些领事馆利用合法外交作掩护，大肆搜集情报，进行间谍活动，收买汉奸，扶植亲日势力。还依仗拥有的领事裁判权，支持和庇护日本侵略分子、大陆浪人、不法商人进行破坏中国主权的各种侵略活动。
由于领事馆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得力工具，因此，日本政府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极力扩大领事馆的设置。 １９２７年，日本无理要求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即其突出事例。这年春，日本政府以“调查鸭绿江一带”中日“两国贸易之状况及谋贵我两国经济关系之发展，又兼安东领事管辖沿江一带地方，区域失之过远，乏中间联络之机关”为借口，要求在临江县设立安东领事馆帽儿山分馆。实际上是觊觎长白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日后侵略东北打开一条通道。并擅自任命田中作为分馆副领事，“带领日人十余名，突入临城，强占民房”，欲行设馆。日人的无理行径，激起了临江县１０余万官民的强烈义愤，组织“拒日设领请愿团”，通电全国，誓死抗争。临江人民反对设领的斗争，得到了东北三省和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有力声援，最后终于迫使日本政府撤销了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决定。
驻奉天总领事馆同关东厅、关东军、满铁等侵略机构之间，在推行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和“满洲经营”方针，实现独霸东北的目标方面，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但对于实施的手段、策略和时机的选择上因个尽一致而产生一些矛盾，同时，为争权夺势，各不相让而经常明争暗斗。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日本满洲军参谋长的侵华老手儿玉源太郎草拟了一个《满洲经营策梗概》的文件，极力鼓吹“战后经营满洲之唯一：要诀在于阳借经营铁路之假面具，阴行百般措施之实”。即以经营铁路为手段，加紧对东北的侵略活动。１９０６年１月，成立了由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满洲经营委员会”和由儿玉兼任委员长的“满铁筹备委员会”。６月７日，明治天皇颁布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公司）的第１４２号敕令，规定“满铁”负责经营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业。“满铁”的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任命，天皇裁可。８月８日，日本政府批准厂“满铁”公司章程。
１１月２６日召开成立大会。翌年４月日正式营业。总公司先设东京，后迁大连。为了同关东都督府在侵略活动上步调一致，由满铁总裁兼任关东都督府顾问，关东都督府的民政长官兼满铁副总裁。满铁公司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曾说过：“当初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推荐鄙人为总裁，盖出于不把满铁看成为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满铁理事兼调查部长冈村参太郎也承认，成立满铁“其实质是，政府欲假公司之名而行机关之实，欲使南满铁路股份公司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因之，满铁“在营利之外，必须经常注意国运之发展和国权之扩张”。满铁在“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方针的指导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等方面，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进行了多方面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活动，成为推行“帝国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侵略机构。
经济掠夺
满铁是以经营铁路运输为主的企业，共拥有南满铁路本支各线总长１１００余公里。至１９３１年，满铁对铁路的直接投资累计达２．７８亿余日元，占满铁全部投资的３６．８％，居各项投资之首。铁路营运利润占“满铁”利润总额的绝大部分。仅１９２８年铁路营运利润即达７４００余万日元，通过铁路运输日本从东北掠取了大量财富“满铁”还控制了东北南部的大连、旅顺、营口、安东等全部港口，通过这些港口向东北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输出煤、铁、镁等矿产及大豆、高粱、豆油、豆饼等农产品，为日本掠夺东北财富服务。
１９０年至１９３５年，日本仅从大连港即掠运大豆２８６７万吨、豆饼２６６３万吨、 豆油２１１万吨、煤炭４７０３万吨、生铁９０７万吨。“满铁”对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５年，日本先后夺取了抚顺、烟台、本溪湖、鞍山等煤铁矿的开采权，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仅从抚顺煤矿掠夺的煤炭即达２．０２７亿多吨，榨取利润之高占“满铁”所属企业的第二位。抚顺煤矿被称为“满铁”公司的“财源”、“帝国的一大宝库”。
“满铁” 除直接控制铁路矿山外，还以“股份投资”形式，开展“综合经营”，创办了许多在它控制和监督下，被城为“关系公司”的子公司。到１９３１年９月，“满铁”在东北的“关系公司”已达４８家，股份投资额达９４００余万日元，逐步建立起关系公司网，把经济侵略势力渗透到工矿、交通、垦殖、建筑、农林、电业、贸易、金融等各生产”和流通领域。“满铁”及其“关系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极其残酷，榨取的利润十分惊人，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３１年，“满铁”付给日本政府红利１．４５亿日元，付给股东红利２亿日元，付给英国及日本的公司债利３亿余日元，另有公债金１．８亿日元，４项合计共达８．３亿余日。
政治侵略
日俄战后，“满铁”从俄国人手接收南满铁路附属地时，面积共为１４８。７平方公里，经过不断扩张，至１９３１年竟扩大到４８２．９平方公里。在《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第５、第６款叫规定，满铁附属地内司法、警察及一般行政权仍属中国。但日本霸占后，中国在铁路附属地内的一切主权全被剥夺。日本在铁路附属地内建立起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成为实际上的殖民地。日本在附属地里网罗、豢养和策动大陆浪人、军国主义分子大肆煽动仇华情绪，组织侵华团体，成立军国主义组织，策划阴谋，制造事端，挑起中日间种种纠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东北和全中国的基地。“满铁”的侵略势力还渗透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其中特别重视教育方面的侵略活动。“满铁”在盖平、辽阳、沈阳、铁岭、抚顺各地建立了许多“公学堂，’、“日语学堂”、“日语学校”、“速成师范学校”、“医学堂”等各类学校，通过办学对中国青少年施行奴化教育。当时就有人指出，入日本学校的中国青少年接受奴化教育后，“大都称赞日本而鄙薄中华民国，倘长此不设法补救，
２０年后东三省不亡而亡”。“满铁”还创办了《满洲日日新闻》、《盛京时报》、《满铁调查月报》等多种报刊。通过报刊，控制舆论，吹捧“大和民族”，鼓吹“日满亲善”，泯灭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宣传鼓噪。
间谍活动
“满铁”为了给日本决策机关的侵华政策和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于１９０７年３月成立了。“满铁调查部”，从事搜集情报，进行间谍活动。不久，又设立厂“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史地调查部”、“地质调查部”等机构，同“满铁调查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有效地进行“国策调查”，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３１年，“满铁调查部”确定了综合调查的方针，制定了完整的调查事务大纲。除对东北的经济情况作全面深入的调查外，在政治方面，集中搜集中国的法令、东北地方政府文件，调查、研究东北政权、政局动态、中苏关系、东北人民对日态度等，特别是把研究中日间矛盾冲突的背景，作为综合调查的重点。在军事方面，依照军部的计划，同关东军密切配合，共同调查、研究东北边界及苏联远东地区情况，调查、研究中苏两国的军事、国防。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２６年还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中国内蒙古地区调查队，深入实地，搜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
“满铁”是一个兼有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侵略机构，对于制造“九一八”事变，协助关东军占领东北，炮制伪政权，变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全部侵略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之，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２１０００余名日本社员中，竟有１５８００余人因“战功”而获得军方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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