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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第一节 策划武装入侵阴谋
自本世纪２０年代始至１９２７年初，日本国内迭连爆发厂经济危机，震撼朝野，殃及国民，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导致了若（木规）礼次郎内阁的垮台。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０日，由政友会总头目、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成了日本的新内阁。田中上台后，面对国内政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在内外政策上特别是对华政策上部作了重大调整。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加紧盘剥国内人民，一方面确定了以武力吞井东北的方针，急欲变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田中在施政方针中扬言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日本“不能认为毫无关系”，为加紧推行武力侵华特别是对东北所谓的“积极政策”制造借口，２０年代后半期，随着美国积极向远东扩张同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的矛盾日趋激化，田中内阁在对美国的关系上：，也以对抗方针取代了所谓“协调外交”。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召开了。“东方会议”，主要任务是策划以急进的武力入侵东北的所谓“满蒙政策”。
金融危机和田中上台
自１９２０年起，日本国内连续发生经济危机， １９２７年，日本出现的全国性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猛烈的冲击。工潮、农潮、学潮连绵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加剧。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义侵华的浪潮，不仅直接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且也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台湾银行，一落千丈。１９２７年，台湾银行的实收资金下跌到１３１２．５万日元，仅为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３年的２５％；公积金仅有１９０．６万日无，还不到１９２４年的１４％；对华贷款总额更锐减为１９１９年的１７％。１９２７年４月初，该行亏损负债总额竟高达８．９亿日元，迫使台湾银行在中国大陆、日本国内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分支机构均告“临时停业”二十余天，日本国内的各金融机构也纷纷告急，挤兑风潮势不可当，宣告停业者比比皆是。在全面的金融危机中，最使日本政府感到惶惧的是台湾银行的命运。对此，若规内阁紧急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动用２亿日元的巨资急救台湾银行。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若规内阁向枢密院提交了《关于救济台湾银行的紧急敕令案》，请求批准。但是，枢密院的实际控制者伊东已代治顾问官，是《关于救济台湾银行的紧急敕令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长，并不理睬此案，却抨击若规内阁在对华问题上“毫无措施”，“软弱无能”，“损害国威”，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救济银行，而是要迅速改变对华外交政策。这时，以田中义一为总裁的政友会进一步加紧了与三井等大财阀、侵华大本营军部的勾结，密谋制订“积极的对华政策”。政友会骨干分子森恪和山本条太郎突然中断在中国的“考察”，赶回日本，参与策划。政友会、军部和枢密院三者一气，以“刷新对华外交”相号召，大搞倒阁活动。４月１６日，田中义一在政友会总务会上发表了演说，集中抨击所谓“币原外交”，尤其是日本对华政策。田中指斥币原对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和１９２５年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事件措置失策，说他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态度竟然“极为冷淡”；对币原认为“满蒙”为中国之一部分、日本在那里并不具有囊括一切的“特殊利益”的观点进行抨击，甚至忍不住破口大骂。其实，“币原外交”并未背离日本的“大陆政策”，只是在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方面，采取了比较稳健的“协调外交”手段，在侵华策略上，不主张以武力相加，而主张以经济侵略为主的蚕食政策。４月１７日，枢密院否决了政府的提案，若规内阁垮台。２０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
田中内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１０年里日本九届内阁中特别富于侵华精神的一届内阁，田中本人及其主要成员都有长期的侵华经历。田中初因参加甲午战争有“功”而跻身参谋部在日
俄战争中出任侵略中国东北的满洲军参谋，因“功”受勋，晋升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窜到东北和上海等地，勾结张作霖、段棋瑞等军阀，竭力扩张侵华势力，因“功”晋升为中将、参谋部次长。他还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１９１８年后晋升为大将，受封男爵，两次出任陆军大臣，身居政友会总裁。这样一个靠侵华起家的大军阀，又在田中内阁中身兼首相、外相、拓相（殖民大臣）三职，集侵华大权于一身。在内阁中，他留用和起用了一批侵华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是政友会成员。陆相白川义则大将，自甲午战争始一直是侵华急先锋，
１９２３年任关东军司令官；海相冈田启介大将，靠侵华战争发迹；藏相高桥是清是侵华日军的财力后盾、效忠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财政金融家；递相久原房之助是靠发战争财起家的新兴财阀；外务省政务次宫森恪素有“对满积极论者”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先驱者”之称，是“田中外交”的第二号主谋；山本条太郎和松冈洋右则一跃为“满铁”正、副总裁。田中内阁上台后，“刷新”日本对华政策，确定了以武力入侵中国的方针，制定了武装侵占东北的“积极政策”。
东方会议和“满蒙政策” ４月２２日，田中上台第三大，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的“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声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使日本“有直接受其影响之虞”，而日本。‘对维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不能漠然视之。田中组阁之际，中国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田中上台前８天，即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
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结。４月１９日，武汉国民政府为集中上力对付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武昌东湖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５月，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连战皆捷，将奉军逐出河南，直逼山东。５月２８日，田中乘机向大皇奏准抽调驻旅顺的关东军２０００人入侵山东，名为“保护侨民”，实则妄图阻遏北伐军，保护奉系军阀在华北的统治。６月１日，日军在青岛登陆，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新的反日浪潮。６月中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示威集会。同时并存的武汉、南京、北京三政府也都向日本提出抗议或警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德、俄等国的势力在消退，美国势力在迅速增强。日美矛盾因币原的“协调外交”而暂未激化。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急剧增长，日美争夺远东霸权特别是争夺在华权益的斗争不断加剧，日本越来越感到美国对其独霸中国的“大陆政策”构成严重威胁，成了继俄国之后又一个强大敌手，尤其不能令日本容忍的是，连它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同美国发生了联系，“开始脱离日本的控制”。日本认为必须改变对美政策，采取强硬的对抗方针。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认为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满蒙政策”’，便是“刻不容缓的急务”。６月１３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等回国开会，研究解决“急务”的谋略。这次会议决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即后来被人称之为的“东方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但因田中患病而延期。６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外务省先后召开４次预备会，就对华政策、“满蒙”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从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７日，田中主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内阁各省大臣、驻华公使和总领事及关东军、关东厅、“满铁”要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各省大臣外，上要还有外务省外务次官森恪、亚洲局局民木村锐市、情报部民小村欣一；陆军省次官（火田）英大郎，海军省次官大角岑生，参谋本部次长氏南次郎，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官房长官鸠山一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关东厅氏官儿玉秀雄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支那政治情况概观》、《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山东出兵的反响》、《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等１０份文件；参谋本部发了《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苏联对北满的企图》等４份机密材料；关东厅发了《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等２份密件。会议详尽讨论研究了中国的政局，全面分析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讨论了张作霖与日本的“特殊利益”关系和日本出兵山东等问题。７月５日，在陆军的压力下，内阁会议再次做出进兵济南的决定。７月７日，在东方会议闭幕的半天，驻在青岛的３０００名日军强行突破中国驻军阵地，侵占济南。从大连、旅顺增援的３０００名日军也抵青岛。但是，东方会议最为核心的议题是研究新的对华政策，会议最后制定出《对华政策纲领》。７月７日，在会议收场前，田中又做了《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重要讲话。由于这是一份必须公布的文件，为掩人耳日，欺骗国内外舆论，《纲领》的前半部分多是外交辞令，而后半部分才是实质目的。
《对华政策纲领》除简明的前言外，内容有８条。《纲领》在前言中，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５至８条是核心部分。第５条写道：“此时，常因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此乃不容争辩之事实。帝国政府虽期望对此等不逞分子之镇压及秩序之维持，统由中国政权处理及国民之自觉实行之，但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个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并诬蔑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正当行为，是听信“捏造和虚构的谣言，而掀起排日与抵制日货的作法运动”，对参与“非法运动的人”，将采取“适当措施”。第６条：“对于满蒙，特别东上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和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维持和平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第７条：“在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第８条：“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森恪在对《冈领》作解释时说：“何方”是指中国南京政府及东三省、北方的苏联和世界其他各国；并且“不问其何等理由，只要触犯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日本都将“采取断然措施”。透过这些条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积极干涉中国内政，并以武力侵占东北的新的对华政策。为了给武装入侵制造借口，《冈领》编织了日本与东三省。“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作为接壤邻邦的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等一系列谎言，以掩盖其妄图武装侵占的实质。正如森恪在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８日演说时供认的那样：“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因此，应由日本负责维持满洲之治安。由于露骨地把这一点说出来会遇到麻烦，所以才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策划召开东方会议主要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本上割开，……搞成一个特殊地区，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拟就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于７月２５日密奏天皇。《田中奏折》包括２１项内容，其上要之点是：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附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并扬言要“使界知道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公然否定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声称等待时机，日本“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时机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为了独占东北，誓死与美苏抗争。力主在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及金融、外贸权等领域进一步扩大日本的势力。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提出改变“满铁”官方“政治的纯然机关”的形象，变为“经济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田中奏折》真伪问题尚有争论，但从东方会议至日本投降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历史是与《田中奏折》中的内容相吻合的。对此，就连重光葵也供认不讳他说：“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就是以田中备忘录（指《田中奏折》）为教科书的，因此要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东方会议后，日本政府于８月中旬又在大连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外务省次宫森恪主持的，芳泽谦吉、吉田茂、儿玉秀雄等人参加了会议。对东北地区的铁路开发与控制、经济掠夺、所谓“治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策划。
第二节 窥测武装入侵时机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同日本帝国卞义相互勾结利用又伴随着矛盾当中渡过的。张作霖称霸东北主要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胜和平息郭松龄反奉成功，也与日本的支持分不开。但是，由于奉军势力的增强和扩大，张作霖地位的上升，随着日本侵华和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问题势态的发展，日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东方会议后，日本军方认为依靠张作霖攫取东北已不现实，必须抛弃“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终于下了除掉张作霖的决心。
决意除掉张作霖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实际上控制门北京政权。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将日本出兵山东通报张作霖和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张、顾当即表示反对，山东当局也向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转电日本政府中止出兵；济南、青岛等地民间团体也掀起了反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斗争浪潮。日本感到张作霖越来越不肯俯首听命，对他的态度迅速做出反应。６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要东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权中设置日本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张作霖不肯接受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时当准备使用武力”。６月１８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海陆军大元帅后，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应“内孚民望”，“外睦诸国”，因此对日本强加的种种侵略要求，或予拒绝，或借故推托。同时，他又联络英美，引进英美资本，修建打虎山至通辽、沈阳至海龙铁路和葫芦岛港等，张作霖的这种态度和行为，促使日本对他态度的改变。同月，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他对日本应如何处理张作霖问题的策略性意见，其一，日本要维护和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该地政局之稳定，而张作霖的思想、手腕、威望等均不堪此任；其二，日本“在满蒙特殊地位之消长”，并不取决于“张作霖本身的兴亡”；其三，在当前中国大变革的局势下，日本应“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开来，必须抛弃“要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当他身陷困境时，“不仅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甚至对他还要施加相当的压力”；其四，日本明确提出抛弃张作霖，另寻新的代理人。在东方会议上，日本军政要员对张作霖及其把持的北京政权进行了详尽分析。外务省提交讨论的文件《关于满蒙政治形势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中指出，当前中国形势对张并不有利。芳泽认为如南北决战，张作霖只有三分胜利把握。吉田茂认为如南军北上，张作霖迟早必将失去在京津的地位，逃回关外，其前途不容乐观；日本不能在维护和扩大其满蒙特殊权益这件大事上，“把重点放在张作霖命运如何上”；如张能自己支撑并对日本有用则支持之，否则就踢开他。
东方会议后，日本按既定的方针，向张作霖不断地提出各种所谓“满蒙悬案”问题，进行交涉，步步威逼张作霖，而张作霖也一再采取回避推托的态度。这样，就引起日本极大不满，对张更不信任，以致想把他除掉。
所谓“满蒙悬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包括东部内蒙古地区），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以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为主的各种所谓“权益”的无理要求，由于这些强加于中国政府的无理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就把这些问题视为“满蒙悬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中国当局解决“悬案”，否则就以武力相威胁。
１９２７年下半年日奉之间进行的所谓“满蒙悬案”交涉，前后经历３个阶段。第１阶段从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同奉天省长莫德惠交涉；第２阶段从８月下旬至９月中旬，主要由日本驻京公使芳泽谦吉同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交涉；第３阶段从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主要由“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同张作霖本人秘密交涉。７月２０日，田中首相训令吉田茂从解决“东三省当局违反条约”问题打开突破口，再就东北七条铁路等问题进行交涉。所谓“违约”问题，是指东北当局自行修筑海龙至吉林铁路和延长打虎山至通辽铁路以及延吉人民阻止日本在帽儿山设领等事，日本认为这是“违约”的反日行动。日本从《满蒙四条铁路协定》已攫取了海吉路修筑权，但张作霖不但一直不许日本修筑，且从１９２６年６月起自己动手修筑，日本认为这是“违反条约”。张作霖延修打通路，日本认为此路“与南满铁路平行”，与吉海路等构成“对满铁的包围”，也认为“违约”。吉田茂在给田中的报告中提出以“强硬的交涉对策”迫使张承认“违约”而解决上述问题，得到田中的默许。７月２３日，吉田遵田中之命，同奉天省长莫德惠谈判。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东方会议提出新的侵略要求，早已激愤东北人民，吉田的强硬态度更激起东北人民反日怒潮，各地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无理要求，张作霖、杨宇霆和外交总长王荫泰等人为稳定形势，委托日本人去沈阳、大连同当局洽谈，谋求疏解缓和。当时，芳泽谦吉、崛内谦介、武官本庄繁、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等见势不妙，群起反对吉田的谈判态度和作法。吉田全然不理，反而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和奉天特务机关策划了威逼恫吓张作霖方案，自行决定要求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派兵为其谈判作后盾，井向国内呈报，强硬地申述这一行动的必要性。日本外务省将芳泽、吉田两派意见加以比较后，拟收回田中训令，井认为采取强硬策略为时尚早。８月４日，吉田正式警告莫德惠京奉线军用列车不得通过满铁附属地，但第二天他就接到田中要他延期采取强制手段的新训令。第一阶段交涉遂告失败。
８月中旬，在森恪主持的于大连召开的第二次东方会议上，芳泽的“稳健”谈判主张与吉田的“强硬”谈判主张又一次进行了“较量”，结果芳泽派占了上风，决定今后“满蒙悬案交涉”将在北京由芳泽与张作霖、杨宇霆之间进行。８月２４
日，芳泽访张作霖，依第二次东方会议议决案决定的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商租权和关税、铁路等方面既得权益向张作霖提出要求，并说“满蒙”与朝鲜、苏联接壤，经济、政治关系均密切，故有“满蒙问题”之议决案。事后北京当局声明，日方并未就“满蒙”问题向军政府及外交部提出过“交涉”，仅向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送达一种声明书类之“觉书”。２７日，张作霖命参谋长杨宇霆走访日使，就日方提出的“满蒙问题”进行首次会谈。事后，日使声言未与杨涉及具体内容，将继续谈判。
３１日，杨却向新闻界宣布了日本提案的具体要求，即反对中国资本建筑与日本利益冲突之铁路；关于海关附税事；要求在满洲增设日领事署若干处。这样，就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反日斗争又起高潮。到９月１４日，日方被迫宣布“满蒙”交涉暂停。１６日，奉天当局不顾日方竭力反对，决计按计划修筑打通路。
９月下旬，日本政府在东京田中官邸再开专门会议，重新研究对策，会议决定改变“满蒙悬案”谈判的策略，先让张作霖、杨宇霆就东三省反日问题向田中首相表示歉意，然后趁机让芳泽重开谈判。在此基础上，由“满铁”根据正常外交途径所决定的大纲，就有关铁路问题的细节进行协商。田中还委托本庄繁和松井向张作霖转达口信，警告“张的反日将会被俄国和南方所利用，如果因此而使日本被迫使用武力，那么张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要张明白日奉之间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１０月８日，杨宇霆即向日方表示“道歉”。
１０至１１日，“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谈判。山本一面欺骗新闻界说：“谈判正在芳泽公使那里进行”，一面暗送给张约为５００万日元用以收买反对者。１２日，山本与张就“满蒙”五条铁路达成作正式协议。１５日，签订所谓“满蒙五条铁路密约”。接着，芳泽按照田中新的训令，着手进行以“密约”为基础缔结正式条约的谈判。但张作霖把“密约”仅仅看成是一个秘密的私下谅解方针，杨宇霆更反对再进行外交途径的谈判，坚决主张仅以张作霖个人名义向田中个人致函方式通知“密约”一事，正式缔约长时间搁浅。日奉间第三阶段的“满蒙悬案”交涉暂告结束。
同年１０月６日，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合流）外交部民伍朝枢据各处团体报告说，田中内阁的“满蒙积极政策”有将“二十一条”变本加厉之势，特向驻北京日使芳泽提出抗议，指出日本如此行事将酿成严重问题，危及世界和平；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声明所谓“满蒙新政策”为无根之说，日本绝无重提“二１一条”中任何部分之企图，不改变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的政策。还通知说，南京政府个承认日使与北京当局交涉的结果。这一抗议，使日、奉双方不能不有所顾忌。
１１月６日，日本新闻机关造谣张作霖想在日本支持下做皇帝；东北报纸揭露日本要将“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要接受美国摩根商会贷款供“满铁”开发“满洲”。这使张作霖大为恼火。２９日，杨宇霆向报界声明，一方面向南京政府表白，“满蒙”铁路交涉停顿后未再续议，外界所云，系日人故意宣传；一方面又说“美国对满铁贷款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重大挑衅”，井对日本修筑“满蒙”铁路的计划表示反对。芳泽对杨的讲话深感震惊，３０日，他向英、美、日记者发表谈话，指责杨的谈话有害中日两国关系。同时致函质问杨的谈话是否出其真意，要求作答。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就美国贷款给“满铁”一事，电令驻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贷款事有间接侵略中国东北主权的嫌疑；又电令驻日公使汪荣宝探查美日借款条件。由于杨与芳泽关于“满蒙”交涉问题的互相攻讦，已将日奉之间“满蒙”交涉之秘密泄于世，驻京各国使团均极注意。
１２月１日，杨又声明，“满蒙”交涉之案仅与山本口头谈及，未交“觉书”，且山本亦无解决此事之职权。同时又向芳泽解释“误会”，说他的讲话真实用意是为了保密，防止“满蒙五路密约”公开化，以免“使国论鼎沸，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张作霖也当着本庄繁的面指责说，他之所以陷于困境，是日本造成的。日奉关系“纠纷重重，险恶达于极点”。
１９２８年４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因战事吃紧，急调吉林军入关，“满铁”拒绝运送。１９日，日本因北伐军逼近山东，悍然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５月初，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张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就在张作霖的北京政权炭炭可危之时，日本加紧对张施加压力，终于逼迫他于５月１３
日签署了由“满铁”承修延海、洮索两线铁路的合同；１５日又委交通部代表赵镇签署了关于吉敦延长线、长春至大赉线的合同。同时，日本又欲逼张退回东北，再以承担军事责任为由剥夺张的权位，从而实现由日本霸占东北的野心。张作霖窥破日本居心，既不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也不愿在失败情况下退回东北被日本人操纵。他在铁路合同签字时怨恨“日本人不够朋友”，后来又声言所签合同无效。
５月１８日，日本政府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发出备忘录，公然声称：“当战乱进展至京津，井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张“对这一备忘录非常不满”。芳泽“劝告”张乘秩序未乱时早退关外。日军要人扬言，张如不听劝告，将来奉军败兵退经山海关时，要将其缴械。２３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浦登江中佐作为建川美次武官的使者到保定游说张学良、杨宇霆撤至关外。奉军最高官长因此召集重要会议，讨论应付方针。３０日，走投无路的张作霖下令总退却。
在此前后，田中等人主张继续保留张作霖，以武力胁迫他唯命是从。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决意解除奉军武装并除掉张作霖。在张作霖决定撤回关外的前几天，村冈曾决定派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少佐到北京与华北派遣军合作，派刺客在北京刺杀张作霖。竹下向河本泄露了村冈的计划，河本立即说服竹下放弃这一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计划，让竹下与他合作，竹下答应了他的要求。河本另有谋划：他决定在张乘火车回沈阳时，于沿途某处炸车。张死后，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尔后扰乱治安，乘机出兵武装占领。他要求竹下“直接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把他哪月哪日乘火车逃柱关外的情况侦察清楚”，及时告诉他。不久，竹下用密码电报通知河本，说张真要逃归沈阳，河本立即向山海关、锦州、新民和京奉线各重要场所派出侦察人员，让他们将张车经过的地点、时间侦察确切，迅速汇报。炸车地点原先选在巨流河铁桥，后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遂改在沈阳车站西北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河本作了布置。由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直接指挥工兵队，在铁路交接处埋入黄色炸药３０麻袋，在５００米外的了望台上用电动装置引爆。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附近埋伏了１个排的冲锋队。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率同要员及侍从武官等由北京启程。６时许车抵天津站，日本人也来会面，旋即离津东进，在山海关与从沈阳前来迎接的吴俊升相聚，遂换着便服，在车闲谈。预计列车４日３时３０分到沈阳站，但迟行约２小时。５时３０分左右，车经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东宫铁男按动电钮，轰然巨响，烟尘冲天，桥毁车翻，第七、八、九３节车厢被炸毁，张作霖所乘第八节车厢崩出几丈开外。张身受重伤，脑受剧震，经急救后改坐汽车，驶入大南门里的大元帅府，当日即死。同车的吴俊升当场丧生。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沈阳大和饭店前集结了足有１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３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的命令所阻止”，而奉天省长臧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海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够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按指“九一八”）当时就会发生。”炸车事件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关东军在出事地点布置了假现场，井立即修复被炸毁的铁路，抓来两名吸毒的中国人换上衣服，处死在现场，身旁放２枚炸弹，散置在现场的还有“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残片一件和私人信封两个，诬指此事是国民革命军便衣队员所为。关东军以此广布谣言，制造混乱，掩盖罪行。
“皇姑屯事件”不是河本等人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偶然所为，而是“关东军当时根据田中内阁积极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所制定的整个军事阴谋的产物，后来日本一些人道出厂决意除掉张作霖的真情。日本人认为张“未必是孙文主义者，但他却同样希望中国统一，立志横扫在满洲的苏联、日本势力”，即使让他退回东北，他也“未必和日本相安无事”。河本大作在供词中说：“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去消灭。”因此关东军要解除其武装，弄不死他也要逼他下野，而“让张学良当满洲的主宰，从当时的南京政府中分离出来，建立王道乐土”。
极力阻挠东北易帜
日本炸死张作霖，目的是扫清侵占东北地区的障碍。但事与愿违，却加速了中国南北妥协、全国统一的进程。 １９２８年７月初，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总揽东北军政大权。他深知当时形势极为险恶，强忍不发，“把杀父之仇藏于心底”，表面上继续与日本。“协调”，实则“决心与国民党联合”。７月中旬，他与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刘光、张同礼洽商东北易帜（即在东北改悬代表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表明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实现关内外统一）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已毫无疑义，并“决定在７月２４日由张学良本人正式发表”。７月１７日，张学良会见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他表示难以实现山本与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合同。１８日，田中训令林久治郎对中国南北妥协发出警告。１９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面递警告书，反对易帜，日方希望他“观望形势”，“勿轻率妥协”，并许愿“予以援助”。２１日，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到日本外务省，对日驻奉天总领事阻挠张学良易帜、干涉南北妥协提出抗议，日方答称此事仅为对张个人忠告，并非干涉内政。
２２日，在张学良召开的部属会上确定了易帜方针。２５日，张学良却又照会林久治郎易帜暂缓。
田中政府为达到阻挠东北易帜、破坏中国统一的目的，派林权助为特命大使，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名，于２８日启程前往沈阳。临行前，田中对林权助此行的任务作了详细交待。“田中说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最大的地方，然后又强调，必须防止共产主义侵入该地区。进而主张，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８月４日，林权助到达沈阳，会见了林久治郎，当他了解实际情况后，“感到要阻止易旗终究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同张学良进行周旋。
１２日，张学良通知林权助，仍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易帜可延缓３个月。１３日，林权助离沈返回东京。 １０月８日，蒋介石为推动东北早日易帜，力主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次日给张学良发来电报。１２日，张学良明确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１６日，张学良派胡若愚赴南京处理有关统一的最后事宜。至此，南北妥协、和平统一已成定局。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上午７时，沈阳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商铺等全部挂上了青大自日旗，同时设立了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官委任状，并通电吉、黑、热三省全部易帜。
东北易帜，使日本“帝国政府颇感意外”。但田中不就此罢休，电告林久治，要他转告张学良，东北政局虽发生变化，但“日本仍采取有关维护权益和维持治安的必要措施”。为此３１日下午４时，林久治郎去拜会张学良，对东北易帜横加指责，并重申保护日本权益的强烈要求。林久治郎蛮横地质问张学良：“我国在东北三省权益之如何重大，本是贵总司令所充分了解的。因此，即使实现了妥协，也决不能容许对我国权益发生丝毫危害。此次贵总司令断然实行易帜，不知在尊重我国权益方面是否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进而又威胁说：“南北妥协固非我国所欲过问，但要采用‘革命外交’而致危害我国权益，我国政府则断然不能容忍。不知贵司令是否真已有此决心？”由于林久治郎态度蛮横，张学良为之色变，也义正严词地回答说：“事与南京政府有关，诸如铁道等问题，希即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最后林久治郎凶相毕露，进行恫吓说：“贵司令既然企图用易帜来蹂躏我国权益，即请慎加考虑，下定承担后果的决心！”此次会见
约费３小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１２月初，原为张作霖顾问的叮野武马又从东京返回沈阳，访见张学良，拟以旧情相劝张学良回心转意，藉以促成铁路交涉。但张学良却坚定地表示：“我本人只能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不论日本方面反应如何，都必须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学良的决心坚定，又不象乃父作霖那样信任盯野，致使叮野此举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节 制造武装入侵舆论
１９３０年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日本政府宣布取消黄金出口禁令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３月，日本经济危机大爆发， １９３０年、
１９３１年对外贸易额，分别比１９２９年下降３１％和４５％；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１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１９２９年下降２３％和３２．９％；１９３０年有８２３家公司破产，
３１０家公司减资； １９３１年３月有５８家普通银行停业或倒闭，约占全国普通银行总数的７．５％；米、茧两项主要农业产品跌价尤甚，以致出现“丰收饥馑，谷贱伤农”的现象，广大农民愈益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垄断资产阶级与政府相勾结，采取强制推行卡特尔化和大批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等反危机措施，极力把危机恶果转嫁到劳动大众和中小企业主头上。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失业人数多达３７０万之众，缺食儿童超过２０万。于是，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日本右翼势力对滨口内阁谋求以经济侵华为主和与英美妥协的“第二次币原外交”方针，特别是对滨口内阁在伦敦缔结海军条约和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政策，极为不满。政友会、枢密院和军部三方面又紧密勾结起来，把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归因于“币原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的“软弱”上。他们认为要解决经济危机乃至整个社会危机的出路在“满蒙”。而要打开这个出路，就要使币原外交“改弦更张”，按照东方会议确定的“满蒙积极政策”，对“满蒙”实行直接的“武装占领”。适应这种政治气候的需要，形形色色武装入侵东北的舆论纷纷出笼。其中以下述三种论调最具有代表性和鼓惑性。
“满蒙非中国领土”说
在军国主义萌生、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政府尚不敢公然否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膨胀，中国东北便逐渐成了日本要首先夺占之地。
１９２５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给外相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它领土区别开来，因此在“满蒙”维持秩序不能认为是干涉内政，托出了“满蒙特殊”观点。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又有新的发明，他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２０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１０年之内，本利就可达６０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１０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还不来的。“这就是松冈的“逻辑”。
１９３１年９月６日，政友会头目森恪抛出《紧迫的满蒙对策》，重复了松冈洋右的观点：“日本消耗了２０亿国费，并以１０万同胞之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的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之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９日，他在名古屋演讲中竟宣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为中国人民立了天大“功劳，’，并直截了当他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
“满蒙生命线”说
“生命线”说是山县有朋提出的东北地区是日本“利益线”论的发展。１９０６年，日本政府明确指示臣民：“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上海日侨俱乐部演说，声言“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第一线”，“每年移民一万尚不为多”。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
１９２８年，日本在东北的“居留民”突破２０万大关。 １９２９年２月，“满铁”又决定以１０００万日元巨资向辽东半岛继续移民。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早已存在着东北地区是日本“生命线”的观念。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的特定政治含义的概念，确实是由松冈洋右提出的。
１９３０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这种论调博得许多议员的共鸣和喝彩，他也因此跃入“名流”之伍。
１９３１年春，松冈终于将其精心炮制的《动荡之满蒙》小册子抛向社会。其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有掌握其生存关键的生命线”的绝对必要，所以日本确保和死守东北生命线当然也是天经地义。这种论调准确地表达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志，及时地适应了他们发动战争侵占中国东北的需要，所以它一出笼就受到军方的格外喜欢。日本军部竟然公开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社评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因此，“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列岛。军方人物特别强调“满蒙生命线”在日本“国防上的重要意义”，甚至进而把“生命线”直接说成是“国防第一线”。同年３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说中大讲“满蒙……有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需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因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其讲稿立即印发，广为散布。５月，他又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阐发“生命线－第一线”谬论，同时颠倒是非，把东北人民反日斗争说成是“中国官方的直接行为或唆使所致”，是张学良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压迫民生的产物”。他认为只有“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日本才能摆脱危机，否则就连在朝鲜也难维持统治。
１９３１年３月，币原喜重郎外相在国会批评在满日人的“排外主义”，指出他们“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对政府一味依恃”造成了“满蒙形势不佳”。青年联盟头目们对此十分“愤慨”，并立即采取行动予以还击，当月就领导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我等不依靠政府。为独立自主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又编印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１万册，散发给政府当局、国会议员、各县当局、新闻和杂志社、青年团及其他各种团体，还散发给朝鲜和“满蒙”有关方面。这本小册子宣扬，“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家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发展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
１９３１年７月，青年联盟在东北和日本各地散发的《满蒙三题》的小册子中宣扬，丧失中国市场的日本经济只能破产，为了防止日本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先人夺取了满蒙特殊利益，所以必须保卫这种生存权。小册子还鼓动说，在满日侨既受国内执政者的歧视，又受东北当权者敌视，所以要同受压迫受剥削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以“民族和睦”和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关东军司令宫菱刘隆同样宣传：“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陆军大臣南次郎也亲自出马兜售“生命线”论，他于同年８月在高级军官会议上声称：“满蒙地区在国防上、政治上并将在经济上，同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满铁”东亚经济调查会理事长大川周明还组织了一大批右翼分子广泛宣扬“满蒙生命线”论，在日本各地召开政治讲演会竟达１３５次之多，听众超过１０万人。
“武装占领满蒙”说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经河本大作推荐，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在此前后，为大造事变和战争舆论，他接连抛出一大批文章和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石原构想”的要点是：（１）“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２）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算不上世界大战，只有下次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决战”。由于日、美分别独占东、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由于“飞机能不着陆地绕飞世界一周”，所以，“人类最后的大战”即真正的世界大战将以“日美为中心”，而且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的战争”。（３）最后的大战将以线、面、体的顺序演进，首先是持久战，然后是决战，因而它将成为全体国民的总力战。（４）“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满蒙到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有救”，“中国本部的反日运动亦将同时停止”，满蒙并能成为日本“以战养战”的基地。（５）如因占满蒙而引起中日战争，则干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的“新关系”即主奴关系。“石原构想”的基本点是，先占“满蒙”，再占“中国本部”，同时“改造日本国家”，建立军事独裁，最后与美国决战而“统一世界”的战争狂想。
１９３１年１月，满铁调查课课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了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讲。他说：“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即使谋反祖国”也要自由使用满铁资金，以资军需，占领满蒙。３月，板垣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中，公开声称“如果单纯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是不可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之目的的。９月７日，参谋本部中国课要员影佐帧昭在东京召开的对华问题协议会上大肆煽动说：“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
１９２８年５月４日至６日，“满洲青年议会”在大连举行，会议竟列了“满洲自治国建设计划”的议题。同年１１月１１ 日，这个组织在大连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青年联盟成立方案》提出广泛开展“以满洲为背景的思想上的圣战”的主张，议会发表了议长小日山直登的宣言，呼吁满蒙濒于危机，如果在满洲的日本青年不能像明治维新的青年志士那样为昭和的国难赴汤蹈火，那么“亡国的危运必将笼罩祖国”。宣言鼓动要从“旧时代的当政者”手中夺取“确立满蒙政策运动”的领导权，通过国民外交，“夺回满蒙”。
１９２９年１月，青年联盟决定其“圣战”的指导方针为“定将满蒙的天地真正变为我们的理想之乡”，在“满铁”附属地内的日侨中间巡回游说，并在各地设立了该组织的支部。此后，这个“高举建设理想满洲一大火炬”的帝国主义青年组织便积极活动，与松冈洋右、石原莞尔等人相呼应，同国内的法西斯组织相配合，大造武装侵占东北的舆论。１９３１年该组织在向国内外广泛散发的《满蒙问题及其真相》小册子中声称，日本对满蒙的特殊权利“可以光明正大地向世界各国申明，当然更可以向中国提出。从政治上或超政治上都有这样做的根据和理由”；疾呼“在全部既得利益将废于一旦之虞”，“吾人要奋起促使９０００万同胞的猛省”，说什么在世界“连茫茫波涛中的一块岩礁都确定了领土权的”今天，“代替满蒙的地方何处可得”。同年７月，该组织又向东北各地和日本各地散发了《满蒙三题》５０００本小册子，煽动说要保持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就要“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１９３１年６月，为了督促“在火山口上悠闲跳舞”的政府和国民，唤起国内舆论，青年联盟向日本国内派出一个由冈田猛马等骨干分子组成的游说代表团。大日本生产党特地召开了“朝鲜满蒙问题国民同盟”发起人会议欢迎代表团。该党总裁、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等１９０名右翼头目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膺惩暴戾的中国，坚决反对币原软弱外交”的决议。７月１８日，若规首相会见了代表团。代表团又参加了有众多黑龙会分子、国家主义者、参谋本部成员出席的“朝鲜满蒙问题国民大会”。２０
日，他们访问了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犬养表示对币原的软弱外交不胜忧虑。接着又去见松冈洋右、陆相南次郎，南次郎表示他要“作为舆论的急先锋积极贯彻既定方针”。又去见拓相原修次郎，原修回避其游说锋芒。在见外相币原喜重郎时，币原劝他们不要被“恶意宣传所迷惑”，他们即与币原辩论，辩论获胜后，又由石光真臣中将率领奔向青山会馆参加“市民有志大会”，代表团中有４人登台演说。２１日，他们访问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和民政党总部，出席了由菊地武夫中将主持的“满蒙朝鲜问题大会”，欢呼大会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决议。２３日，他们会见亚洲局长后又出席招待会，向政界、财界６０余个巨头控诉中国人的“暴戾”。又跑到山本条太郎和松冈洋右那里恶毒攻击币原外交不过是“一个法学学生头脑”的外交，大谈其“满蒙解放论”；傍晚，参加由“满蒙朝鲜问题国民同盟会”主持的演说大会。７月乃日以后，游说代表团接连走访参谋本部、日莲宗国柱会、宫内、政友会、贵族院研究会及东京商工会议所等各种机构的一大批头目。在访见建川美次时，建川告诉他们“军部已下最后决心”，极力怂恿和鼓励他们加紧活动，使舆论沸腾起来。从７月３１日开始，他们游说目标移向关西地区，为征服关西财界中的“满蒙放弃论”而“顽强斗争”，使关西财界也纷纷转向。８月１０
日代表团返回大连。
在此期间，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东北的思想。驻守京都的第１６师团第３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厂１０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第四节 进行武装入侵部署
策划阴谋
事变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约近２５万，拥有飞机、坦克和能生产迫击炮等重型武器的兵工厂，其中驻守沈阳的军警即有二万多人。而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则仅有万余人，没有飞机、坦克，连炮兵、工兵也很少，已分散在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就占去了６个大队的兵力，机动能力很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不进行周密的策划是不敢贸然行动的。策划是在关东军内进行的，谋主便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石原就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时，适值日本政府派人来调查皇姑屯事件，河本是该事件的主要凶手。他和石原都“强调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在河本将被追究“炸张责任”而即将离开关东军之际，石原伙同河本向关东军幕僚会议径直提出讨论作战计划的动议。石原他们的谋略是“以寡制众”，首先攻克沈阳城，然后向外辐射，占领整个东北。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幕僚会议通过了在发生事端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这一总的原则方案。１９２９年４月，板垣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他承袭了河本大作的意图，与石原合作组成了事变策划班子。在日本国内，有海军军令部的山本五十六大佐、陆军军务局军事课永田铁山课长等随时与军部联系；在中国东北，除关东军内的同伙外，还有青年联盟的支持和配合。
１９２９年７月和１０月，由板垣和石原带队、佐久间亮三大尉参加的关东军参谋旅行团一行５人，先后到东北北部、辽西进行军事侦察。行前的几个月里，石原集中精力研究了有关的书籍、地图和资料，并向关东军士官团的老手们请教。７月４日，石原在长春作了题为《对现代战争的观察》的报告，委托佐久间对“占领地区统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事后石原曾说：“长春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５日，他在北行车中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到满洲里后，他对《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详作解释，其要点为：（１）“平定”棗扫荡军阀、宫僚，没收其官方私有财产；把中国的旧体制改为由关东军统治，并在关东军占领下推翻当地统治阶层。（２）“统治”棗在军政方面让日、朝、中三民族“自由竞争，采取士农工商各类型相区别原则，日本人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劳动”。（３）“国防”棗用４个师团防御俄国入侵。还让佐久间着手研究行政组织设置问题，伊藤主任会计研究财政、总督府（军司令部）编制等问题。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等地侦察地形，研究了袭击哈尔滨、防守海拉尔和渡江作战等方案。在辽西之行中，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了为阻击来自关内增援的东北军的新民渡河、进击锦州和山海关的军事演习。
１９３０年，开始专门研究现场作战技术，石原和佐久间分别研究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３月，石原在“满铁”调查课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为占领东北，要作好对美作战的准备；要进一步让国民了解东北的真正价值和占领东北的正义性；要抓住诉诸武力的自然机会。他还要求“满铁”与关东军合作，共同完成对美作战的准备。５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关东军司令官（火田）英太郎之弟（火田）俊六少将，率关东军参谋演习旅行团到长春演习。２０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题为《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讲话，称“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唯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９月，佐久间完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草稿，对日本占领东北后行政统治有关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１２月，该稿印制完毕。 １９３１年５月，在石原、板垣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入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的决心”。６月末，在柳条湖一带炸毁铁路的具体计划都制定出来。
从１９３０年底开始，日本军部进行秘密策划。这项活动由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不久调任作战部长）领导，主要参加者有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中国班长根本博、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等。
１９３１年４月，南次郎就任陆相后，制定出《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该文件强调从根本上解决东北问题，分三步进行，先打破现状，然后建立亲日政权，最终过渡到由日本占领。在关东军的建议下，南次郎于６月１１日同意以解决“满蒙”问题为名设立秘密的省、部核心会议，秘密任命建川美次为委员长、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等５人为委员。该组织成立后就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紧张谋划，到１９日便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草案。其主要内容为：以外务省当局的交涉为主去缓和张学良政权的反日运动；如反日运动激烈时，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所需兵力及其行动指挥问题由参谋本部拟定方案；与内阁会议和外务省当局加强联系，使国内外了解满洲反日实况，采取周密措施谋求国内外对未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或谅解，这些措施务求于一年以内生效。６月末，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石原、板垣等认为“‘一年为期”时间太久，实在难以等待，主张要“立即着手”。
在策划阴谋的过程中，关东军与军部的阴谋家们遥相呼应，配合默契，连许多具体阴谋计划也是共同研究制定的。 １９３０年秋冬之际，奉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之命密谋在侵占“满蒙”后捧出溥仪当傀儡之事的河本大作，在往来天津途中，先后均专程到旅顺就此一阴谋与石原、板垣进行了密谈磋商。接着，永田铁山也来到旅顺，与石原、板垣就侵占“满蒙”后的善后措施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永田刚走，重藤千秋又到，与石原、板垣就今田新太郎大尉参与策划的炸铁路阴谋计划进行了推敲。
１９３１年夏，板垣回国将关东军将要动手的计划等暗中告知永田；冈村、建川等，让他们更加努力地予以配合。
由军部支持并由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亲自组织的法西斯团体樱会以及在东北的青年联盟等各种“少壮派”团体和新老右翼组织，对侵占东北整个阴谋计划的形成直接起到了推动促进的作用；在政党方面，一贯反对币原外交、主张积极侵华的政友会，在森恪的鼓动下，发起新的攻势，决心再次“刷新对华外交”，并为此专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策划，这对主要由军方策划的侵占东北阴谋的形成也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政府内部，首相驾驭不住、外相对付不了的陆相南次郎，本身就是阴谋集团的总后台；至于若栅首相和市原外相，也绝非不想解决“满蒙”问题，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有所不同罢了，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
制造事端
１９３１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事端，寻找发动事变的借口。日本首先在吉林省挑起了“万宝山事件”。
１９３１年４月，吉林省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恶棍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５００响，租期１０年。租契明白规定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生效，而郝却不经批准即擅自将地转租给朝侨李升熏等人。李等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鲜人在伊通河截流筑坝，开渠１０余公里，无理占用中国农民耕地百余响，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险，中国农民派代表百余人要求县政府制止上述非法活动。５月底，县政府派警察到万宝山屯令李等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随后也派警到此横加干涉，领事馆警察署主任中川义治等驻在万宝山马家哨口一带，督促李等强行施工。中国地方当局又与驻长春领事馆交涉，但领事田代重德不仅不理，反而招引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等加紧施工，并增派便衣警察近６０人携带机枪赶到现场，暗中保护，限令７月５日竣工。６月中旬，日本驻吉林省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外务省报告了有关万宝山的情况，他把万宝山地区视为日本计划修筑的长春至大赉铁路线的未来附属地，强调该地区“与长春市的繁荣及军事、政治、经济大有关系”，特别是它在国防上的重大价值；指出该地区是日本“移民的一个好根据地”，即使“扩张至三五万之数，亦无人满之患”；希望能够扶持亲日势力，把万宝山一带及伊通河流域变成“日本势力之新天地”，并“造千军万马不可以动摇之新势力于长春，而期满蒙特权之安固”。陆军参谋部派驻长春的秘密侦探也向参谋部发出过类似报告。７月１日，万宝山受害农民眼见土地将遭水淹，忍无可忍，遂集合５００余人填渠，并与李升熏一伙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并抓走多人。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闻讯后率警前往调停，中国农民表示退让。２日，日方又增派警察４０名，架设机枪，督护李等继续施工，中川义治并向关东厅长官请求出兵增援。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为煽动民族纠纷，挑起更大事端，日本人迅速致电朝鲜各报，颠倒是非，大造谣言。朝鲜仁川等地日文报纸立即散发号外，诬称东北当局驱逐朝侨，万宝山农民杀
朝鲜人 。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煽动和暗中指挥下，朝鲜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华浪潮，一周之内即有百余华人被残杀，１６０余人受伤，华人商店、住宅等被捣毁者不计其数，数千人逃回国内。此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延边学生界和其他各族各界人民成立了“在韩华侨慰问团”，向国内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制造惨案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扑灭挑拨中韩民族感情的恶魔”，并在精神上、物质上及时援助在朝中国同胞。南京、上海等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东北当局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交涉，严正指出，万宝山一带朝鲜人根本无居住权，日本也无权派驻警察。日方则百般狡辩，只同意撤回警察，顽固地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当地垦殖的主张，使交涉陷入僵局。政友会乘机攻击民政党政府外交软弱，并派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东北、朝鲜进行调查。森恪出发前同军部里的同伙进行协商，以调查为名，密谋武装侵占“满蒙”计划。日本贵族院也指斥政府外交。于是，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了“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应邀出席阁会的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乘机鼓动向朝鲜、东北增派军队。７月１９日，若规首相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声称，为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就在中日双方交涉“万宝山事件”的过程中，日本又借其军事间谍中村震大郎被杀一事，即所谓“中村事件”，大作文章，为侵略东北寻找借口，进一步煽动战争狂热。日本自“大陆政策”确定后，即不断地派遣间谍潜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１９２８年初至１０月初，赴东北北部的“旅行团”、“考察团”等各种团体即达１６６个，
６１８０人。他们主要任务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军事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网罗收买汉好、蒙奸、土匪，培植亲日势力。东北外兴安岭地区，蒙汉诸族杂居，又与外蒙、苏联邻近，由于地处边陲，统治力量薄弱，土匪猖撅。是日本派遣间谍的重点地区。对此，东北当局早有防范。１９２９年，张学良在大兴安岭成立兴安屯垦区，驻３个甲种团，任命邹作华为长官。在成立之初，东北当局即照会驻沈阳各国总领事，大意是：、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盗匪出没，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相继复照认可，惟日本领事拒不回文。
１９３１年６月初，中村震太郎率退役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和１名担任向导的蒙古人、１名白俄，化装成中国农民，潜入兴安岭、索伦山活动。６月下旬，他们完成任务后在返回途中被驻在蒙古王公佘公府（在洮索铁路线上）的兴安屯垦区第３团官兵捕抓，当场搜出军用地图、调查笔记、侦察与调查表册、拟呈军部报告书及侦察所用各种器具和枪支等。当团副董昆吾审讯时，中村递上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等字样的名片，并谎称他是由该学会派到东北来的，由洮南出发，欲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因听说前方有土匪出没抢掠，故由此折回洮南。对于这件事情，据当时担任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３团团长关玉衡的回忆录中记叙的颇为详尽。他说：
一九三一年五月（应为六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官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名，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告后连夜返回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副董平舆（即董昆吾）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问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细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棗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九）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北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甲、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乙、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丙、望远镜一架；丁、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戊、寒暑温度计一具；己、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庚、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我就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而多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甲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他说“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长），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
从缴获的种种文件证物认定，中村等确系日本的军事间谍。当晚，关玉衡召集军宫会议，大家历数日本侵华种种罪恶，特别是最近制造的“万宝山事件”和煽动朝鲜惨杀华人血案，旧恨新仇齐涌心头，无不咬牙切齿；现在又无视中国政府当局禁令，擅闯边塞禁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因此一致要求将中村一伙杀掉。接着就将他们押进大军帐中审讯，中村却大逞武士道威风，蛮横撒野，同军官们格斗。关玉衡怒不可遏，正要抽战刀手刃强寇，机枪连长贾湘林（留日归国学生）抢先动手，抓住中村衣领，刀按其颈，用日语喝问：“你是不是日本间谍？”中村虽惧，却仍恃强耍蛮道：“我是！……你们敢把我们日本人怎么样？”说着又挣脱开来继续厮打。怒火满腔的官兵一拥而上，当即将此狂谍砸死。随后，又将其余三人统统处决。关玉衡向官兵宣布纪律，谁也不准走露消息。天亮时，关玉衡携带日本间谍罪证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报告，同时还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罪证委托苑崇谷去北平转呈张学良副司令。据关玉衡回忆，７月末或８月初，他曾奉到张学良，“妥善灭迹，作好保密”的电报。
同年７月１０日前后，板垣、石原率领日本军部中国局调查班、关东军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和满洲里特务机关等佐、尉官一行８人，从旅顺出发，到海拉尔、满洲里等地进行对苏作战结局的研究。７月中旬到昂昂溪，该地昂荣旅馆日人女老板告诉板垣等人说，她同丈夫井杉失去联系近一个月了，请求军方予以关心。１７日前后，关东军通过曲折关系听到一些线索，便先后两次派人化装从洮南出发，沿着中村走过的路线进行查访，终于得知了中村等人确切被杀消息，并找到了一件证物（中村的一只手表）。８月初，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提出交涉与抗议。８月１０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向“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了一封题为《关于搜寻中村大尉之件》的信，信中说：“关于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遇难的问题，我军预定最近开始同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要求“满铁”提供人员和物资；此时，奉天的《满洲日报入大连的《泰东日报》，平壤的《朝鲜日报入都纷纷报导“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消息。《满洲日报》还首先刊出捏造的新闻，说“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上匪杀害”。随后又公然指名是兴安屯垦第３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杀人越货”。８月门日，日本陆军公布了中村等被杀之事，却隐瞒了中村等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对此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不断找东北军政当局进行交涉，最多一天竟向荣臻提出三次抗议，并威胁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催促要拿办所谓凶手。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东北军政当局开始采取否认态度，以“未有其人”“未闻其事”予以搪塞。随后又以“真相不明，要认真查处”而予以敷衍。随着日本外交愈益强硬，日本国内舆论急剧升温，中国当局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外交部、驻东京和朝鲜使领馆，都相继打电报给奉天当局和东北政务委员会查询此事。从８月２３日、２５日、
２６ 日、 ３１日至９月２日、３日，４日、６日，来往电报不断。在９月２日中国驻日公使汤尔和打给奉天臧式毅的电报中说：“昨晤南陆相，干中村事态度极严重，对于调查迟缓大为不满。尊处调查结果如何？乞密示，决不漏泄。”而臧在３日的复电中仍以“调查员尚未返省报告，致真相尚不明了，未敢追陈”，拒不公布事件真相。张学良生怕事态扩大，于９月６日再电臧式毅和荣臻，要他们“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９月上旬后期，中国政府承认了处死中村等人事实，但表示要用和平的外交手段加以解决，对事件主要责任者关玉衡要逮捕严惩。为了表示中方的认真和诚意，荣臻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１个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查办。同时暗派炮兵旅长、关玉衡的好友王致中将关接回沈阳，秘密安排在宪兵副司令李香圃家里。在沈阳，荣臻有了张学良从北平特地派刘芳坡送回的日谍罪证，便继续与林久治郎进行谈判。
在日本国内，朝野上下，各路要人，借题发挥，战争狂热，达于顶点。８月１７日，日本陆军公布中村等被杀的所谓真相后，青年联盟闻讯后，立即分别给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总长和贵、众两院及备报社发电，要求发兵占领四洮铁路。三宅光治和幕僚们会见了青年联盟头目金井章次、山口重次、冈田猛马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山口向石原提出“日满共同独立国”方案，要求用武力以达到目的。冈田质问说：“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只要能打倒张学良就行。……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对你们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也借“中村事件”大肆煽动战争狂热，其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的论调。石原在写给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的信中说：“今日之满蒙问题，外交方面的交涉无法处理；……只有依靠军部的力量。陆军大臣（８月４日）关于军部目前肩负着对满蒙问题重任之训示，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为了不使这种训示停留在单纯的议论上，而是付诸实践，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８月２０日，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中国方面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
２４日，陆军省决定：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或不能满足日本要求时，要断然实施对洮南、索伦地区的保护性占领。３１日，在乡军人会会长铃木庄六大将在在乡军人大会上作了措词激烈的报告，“打响了支持南陆相的第一炮”。同日，政友会头目森恪在召开的政友会干部和对俄华外交特别委员会联合会议上讲，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他还组织特别演说队，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发表演讲，煽动国民情绪，鼓噪侵占东北。９月３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发表演说，主张对华强硬外交。７日，即飞机散发１０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传单那天，贵族院昭和俱乐部听取军务局长小矾国昭关于中村事件的说明，小矾乘机进行鼓动。在大众统一协会主持召开的对华问题协议会上，参谋本部影佐贞昭少佐大肆宣扬武力解决论，攻击政府外交“退缩”，叫嚷战争已不可避免，希望人们做陆军的坚强后盾。民政党也召开总务会，决定为确保“满蒙”利益，设立对华特别委员会。此时，参谋本部永田军事课长已向外务省亚洲局长谷正之提出要从解决中村事件开始，立即解决万宝山事件乃至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３００多项“满蒙悬案”，要求“不应错过这种绝好的形势”。９日，陆军省军务局和外务省亚洲局，就如下方针取得了谅解：奉天当局若不表诚意，则采取“国际公法及惯例所允许的一切报复手段”。１０日，满蒙问题各派各团体联合召开大会，决议：“解决时局问题之关键，只有坚决匡正对方之违法行为，为正大光明地贯彻我主张而诉诸武力。”并宣布了１２条强硬措施。同日，土肥原回国与军部联络，刚到东京就对记者说中村事件如外务省不能解决，则只有动用武力，关东军早在事发之初就打算动武，因政府反对而作罢。由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和参谋、军令二部少壮派课长组成的阴谋组织“十日会”，于本日与政友会连夜开会进行密谋，出席会议的有东条英机等２０人。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铁路交涉，进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根据森恪建议，指令各地支部在竞选演说中增加“满蒙问题”内容，并组织唤起舆论的特别游说班，以促进国家舆论统一和国民觉醒。日本所以利用中村事件大作文章，石原莞尔说得很明白：“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军事动员
东方会议后，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 １９３０年，其军费已近４．４３亿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２８％以上，居世界列强之首；１９３１年增至几乎占财政总支出的３１％。１９２９年、
１９３０年其军需品进口额均占当年进口总额的４１％，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在国内不仅建立了２３万常备陆军及相当规模的海军、空军，还进行“国家总动员”演习。
在东北的关东军加强了实战演习。 １９２９年，军事演习多达５０余次； １９３０年到百余次。 １９３１年１月２日，关东军竟然搞了一次包围沈阳城的演习，２月间又多次在沈阳城周围演习，此后演习越来越频繁。９月２日至５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了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全城的各种作战演习。９月８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在沈阳东站附近修建３座炮台。９月１４
日至１７日，日军天天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了北大营围墙。１７日那天竟然有两个日警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同日，沈阳的日本在乡军人们臂缠黑纱，齐集沈阳南站的“忠魂碑”前，大喊大叫，发誓要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９月２日，驻长春日军进行攻夺长春的作战演习。
１９３１年春，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调动兵力，进行战前军事部署。三、四月间，军部将多门三郎中将所部第２师团调到东北，与驻东北的第１６师团换防。第２师团的士兵来自日本北部寒冷地区，适于在中国东北作战。７月１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调１个师团常驻东北，废止驻东北日军两年调换一次的制度；辽阳设步兵旅团司令部和１个步兵联队；旅顺、长春备驻１个步兵联队；沈阳、公主岭、海城分别驻骑、炮、工兵１个联队。为了配合关东军的行动，军部决定重新部署驻朝日军。８月８日，将第１６师团５０００人调往朝鲜的忠清南道、庆尚北道、全罗南道，原驻三地的第１９、
２０师团移驻鸭绿江沿岸。９月１２比又向朝鲜增派２个师团。
８月１日，本庄繁中将受任为关东军司令宫。当天，他与“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板垣和石原一起拜见天皇。３日后，他同军界、政界、外务省、教育总监等人广泛接触，进行密谈，出席了一些招待宴会。２０日，他到达大连。
２１ 日听取了三宅参谋长等人的汇报，访问了关东厅长官氛本。２２日以后，他巡视了旅顺的日本宫民，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汇报。２９日，本庄繁向三宅、板垣就东北时局的对策作了指示。９月】日，本庄听取了石原关于作战计划的谈话，井训示关东军全体官兵说，在东北时局危迫之际，“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本职深有所望”。晚上，又向石原征询解决东北问题的意见。石原、板垣等人很快就觉得这位新任司令宫是个“可以信得过的人物”。
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向东北运送大批军械，调整关东军的部署。８月下旬，从国内运来飞机３０余架，存放子苏家屯车站。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先后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到沈阳站、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３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８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关东军向在沈阳日侨发放枪支。９月７日，东北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之后，关东军还将秘密运到沈阳的２门２４厘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装置在守备队的营区内。
９月７日，本庄繁开始沿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巡视第之师团的部队。８日，他带石原走访了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 １４ 日，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召集该地警察署长、车站站长、煤矿庶务科长、宪兵分队长、在乡军人分会长（兼防备队长）等，开了一次紧急碰头会，决定了两件事：（１）为保证抚顺守备队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能及时进占奉天，要求大官屯、抚顺两站站长自即日起每晚１１点３０分过后，必须准备好夜间可以出动的４辆编组列车；（２）事变发生时，驻地的安全秩序由防备队、警察、宪兵协助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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